記者 樊旭
中銀國際研究公司董事長曹遠征日前指出，與全球其他國家相比較，政府主導的基建投資是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經濟現象，不僅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而且也是對沖經濟波動的重要宏觀調控手段。然而，基建投資背后的土地財政及其債務的不可持續性正在顯現，日益暴露出其作為經濟動力難以持久和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難以維持的事實。
他認為，發展低碳經濟可以接過接力棒，既為未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提供長期動力，也鞏固了用基建投資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機制，從而使中國特色的經濟增長方式可持續。
10月26日，曹遠征在慶祝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成立20周年的活動上發表了題為“中國基建投資的回顧與前瞻”的演講。他指出，長期以來，土地財政和以土地作為融資中介的投融資模式為基礎設施開發提供了持久的動力，為中國城市化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
他進一步解釋道，所謂地方融資平臺是地方政府出資設立商業性法人機構，作為基礎設施的借款機構。政府通過諸如注入土地等方式，使借款方獲得土地出讓項目的收益權，即土地增值收益，培育借款人的內部現金流。同時，通過財政擔保等補償機制，增加借款人的外部現金流。兩者共同形成還款的現金流。這種將政府的信用有效的轉化為商業的信用的方式，被稱之為“開發型金融”。它持續的滾動，無限期的延期，支持著土地的開發和基礎設施的建設，成為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基本原因。
“這種模式到了2008年危機之后，被各地廣泛采用。為了對沖2008年危機帶來的經濟下行，很多地方紛紛設立地方融資平臺，用這種開發型金融方式加大對本地基礎設施的投資，這構成的地方債務快速上升的原因，也是使地方債務更往下沉，到了縣級單位的原因之一。”曹遠征說，但地方融資平臺用開發性金融方式進行的活動，有利也有弊。
從有利的方面看，它提升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改革開放伊始，中國的要素稟賦極度失衡，其中，勞動力極為富裕，而資本和技術極為短缺。土地稟賦則更為極端，一方面，耕地十分匱乏，另一方面，以山地荒漠為代表的非耕地卻相對寬裕。改革開放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出現了資本在全球尋找與更低廉的勞動力結合的產業轉移浪潮，表現為發達國家產業的全球布局。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擁有廉價勞動力優勢的情況下，中國卻在競爭中勝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有適宜工業發展的良好的基礎設施。
“換言之，中國地方政府通過創辦開發區，將土地，尤其非耕地進行資本化運作，籌措資金，主動為產業集群建設基礎設施。這一前瞻性的融資活動，有效的減少了在基建領域的極易發生的投資時間錯配。憑借著超強建設且質量不俗的基礎設施，吸引著全球資本技術資源的生產要素向中國集中，奠定了今日世界工廠的地位。”曹遠征說。
從弊端看，地方融資平臺缺陷集中于其不可持續性上。他指出，地方融資平臺其還款來源在于土地升值，但這種升值不可能是無限的，天花板就是人口的增長。中國人口增長目前已進入拐點，今后看來不是人口增長的問題，而是人口下降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土地升值的可能性也越來越渺茫，土地財政當然難以為繼，地方融資平臺當然遇到嚴重的困難。
曹遠征預計，“十四五”期間（2021-2025年），中國人口將進入負增長，而人口負增長最直接的影響是打破了房地產的剛性需求，并使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的趨勢得以遏制，甚至扭轉。隨著房地產的下落，土地財政更難以維系。而土地財政的不可持續，最終將無法支持傳統基建投資的高速增長。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末，全國人口為14126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48萬人，逼近“零”增長。
對于這個問題，曹遠征認為，地方融資平臺問題的實質不在于融資及其債務，而在于其融資是否具有可持續的還款來源。解決的辦法是找到一個可以替代土地作為質押物的可持續產生收入的新的質押物，從而既使債務可維持，也能更好的發揮地方和融資平臺的積極作用，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一個持續的動力。
“我認為這個設想是可以成立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是低碳經濟，也構成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這一前景會使低碳資產不僅產生有增長預期的收入，而且也將產生現金流，進而覆蓋債務并支持后續融資。換言之，用低碳資產置換現有的土地資產，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是可維持的，進而能繼續發揮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他說。
根據曹遠征的計算，如果按照巴黎氣候協定的要求，即2050年將氣候變暖的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范圍內，中國大概需要投資100萬億元才能滿足要求。如果這個指標是1.5攝氏度，中國大概需要投資138萬億元。“從現在算起，到2050年還有20多年的時間，每年大概需要投資2.5萬億-3萬億，持續將近30年，如此規模長期不斷的投資，是可以作為一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引擎的。”他說。
曹遠征還表示，通過制度安排，可以將減碳的行動變成一種有利可圖的商業活動。因此，關鍵是深化改革，建立與碳相關的制度，形成市場，自然造就一種全社會投資的氛圍。
他指出，中國的土地在改革開放前不具有價值，上世紀80年代中期建立了土地租賃制度并日益完善化，才推動了地方融資平臺和土地財政的形成和發展，轟轟烈烈推動經濟增長至少20年。同樣一旦給碳賦予價格，形成交易，就奠定了商業性安排的基礎條件。因此，深化改革，推動低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也就意味著形成了一個新市場，造就了一個可產生收入和現金流的碳匯新資產。如果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資產由土地向低碳資產方向進行配置，就意味著土地財政會演變成低碳財政，也就意味著可持續。
“其實，地方融資平臺向低碳資產方面配置的意義，不僅僅在于債務的可持續，更重要的是可以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上的邊際引領作用，撬動全社會對低碳經濟的投資，從而在新的歷史時期帶動高質量的發展。”曹遠征說，“是時候該做這件事情了”。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時代，也使中國的城市化融資進入新時代。過去的城市化是地的城市化，今后的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以人為本的城市化是包括科技，教育醫療在內的低碳經濟的發展的城市化。用低碳經濟作為引領，塑造新的城市化進程，構成中國經濟的一個新的選擇機會，這一選擇將會創造出新的中國經驗，我們十分期待。”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