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有數DataVision 張澤一 李天驕

11月12日，《長津湖》斬獲中國影壇最高獎項金雞獎最佳故事片獎，總制作人于冬在頒獎典禮上表示：“中國電影從來沒有‘躺平’過，我們依然保持著旺盛的創造力。”

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個話并沒有說錯。慣常印象里，疫情期間電影院入不敷出紛紛收縮，但事實上這三年里，國內影院數量是在增長的，甚至已經超越了疫情前的2019年。

三年間，國內電影院新增超過2000家。但觀影人次卻由2019年的17.3億人次一路下滑至4億人次。正如中國電影基金會的朱玉卿所說：“1萬家影院日票房低于300元，連水電費都不夠。”

每塊電影銀幕創造的收入是62萬

2021年，全國電影票房為470億元，等同于2016年的水平。

電影是個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市場。470億票房可以給鄭爽交157次罰款，但說小，也就是不到半個茅臺的收入。

電影本身的歷史并不長，中國市場化的電影就更加年輕。

1993年1月，當時的廣播電影電視部出臺《關于當前深化電影行業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40多年來國家統銷統購的局面被打破。彼時中國的“第五代”幾乎在同一年迎來了藝術巔峰。據說導演們最怕聽到的就是“這片子不錯，但是……”

90年代后，中國的電影和電影院數量一起增長。2011年，平均每塊銀幕一年能創造126萬元的票房，到了2021年只剩下了62萬元。相比銀幕數量接近的2019年，每塊銀幕仍少賺了36萬。

2016年是中國電影業的一個巔峰時刻：平均每天新增26塊銀幕，成為全球擁有銀幕數量最多的國家。哪怕在2021年，仍有日均新增近18塊的高速增長。

國慶檔與主旋律

觀察中國電影行業有一個重要指標：假日檔。

2008年，《畫皮》趁著國慶假期上映，成為在當時《赤壁》和《滿城盡帶黃金甲》之后，達到2億票房第三快的影片。

自此，國慶檔以及一系列假日檔期成為電影發行商的必爭之地。2020年，《我和我的家鄉》在國慶檔創造了28.3億元票房，是全年票房總額的約20%。

2020年固然有疫情因素，但一般來說，國慶檔+春節檔共計14天的時間，票房占比往往能達到10-25%以上。

畢竟《長津湖》、《萬里歸途》以及《我和我的XX》系列等一眾大制作電影都在假日檔集中上映。平常就只剩《林深時見麓》這種票房只有幾十塊錢的片子了。

今年國慶檔，總票房為14.96億元，相較去年同期的43.88億元大幅下滑，僅僅高于2014年，為8年來最差。國慶檔的巔峰時刻在2019年，票房高達44.66億。

而在今年國慶檔的14.96億元票房中，僅一部《萬里歸途》就拿下了10.23億元，占比68%，從總計7部上映電影，3部動畫片，4部主旋律片的激烈競爭環境中，脫穎而出。

主旋律片的競爭其實是異常激烈的，長津湖在2021年以57.8億元的票房，這是中國影視最高票房紀錄。

但在那一年，共有39部主旋律影片上映，總計票房116.8億元，長津湖獨占半壁江山。

同時，隨著主旋律影片質量和拍片比例的不斷提升，其貢獻的票房占比也在逐年增加。2021年，主旋律題材電影票房占比近全年的四分之一。

進口分賬片的輝煌年代

1994年，安德魯·戴維斯導演的犯罪片《亡命天涯》在中國六個城市首映。這是中國大陸真正意義上的第一部進口分賬片。《亡命天涯》上映時，海報上還寫有“改革年代，激烈論爭，電影市場，風險上映”的宣傳語。

好萊塢影片更富于娛樂性和感官刺激，90年代末，進口分賬片往往能占據國內票房的一半以上。而在國人的印象中，分賬片幾乎就等同于“海外大片”。

這些海外大片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以80后為主的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正如北京青年報當年做過的關于“年輕人最喜歡的電影明星”的調查。

1995年，《真實的謊言》和《紅番區》被引進，前者于4月20日在北京首映，并最終在全國拿到了1.02億票房。而后者更是獲得了壓倒式的成功，正如當時的報道所說：

《紅番區》的沖擊波，特別是在廣東地區，差點被低估。這是成龍的影迷們第一次能夠看到他們喜愛的英雄出現在大銀幕上，而不是在錄像廳模糊不清的顯示器上。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1995年的第二部美國分賬片是《阿甘正傳》。它在豆瓣上很成功，但當時的票房成績并不好。

緊接著，《泰坦尼克號》在1998年從天而降，它創造的記錄在此后很多年都沒能被超越。

所謂分賬片，即收入由制片方、發行方和放映方三者分成，并且每年有具體配額限制。這個結果經過了非常復雜的談判，在整個過程中，其實好萊塢并不完全滿意。

比如《泰坦尼克號》創造了4400萬美元收入，但扣掉稅金、關稅和其他費用后，發行方20世紀福克斯的收入只有不到1000萬美元。另外，好萊塢發現很多中國家庭會直接購買DVD和盜版光盤，看《教父》這類當時未被引進的影片。

1999年科索沃戰爭期間，《泰坦尼克號》、《拯救大兵瑞恩》、《星戰前傳》又被稱作“美國主旋律”。1996年的《獨立日》 就因為這種問題沒能被引進，但它又是很多中國人的第一部科幻電影。當時的一篇文章中說：

好萊塢電影、可口可樂和麥當勞都是結為一體的，它們就像是一條紐帶攜帶了文化帝國主義席卷全球，占據了觀眾的思想。

美國學者斯坦利·羅森在一篇論文中描述了好萊塢當時面臨的一些分歧。一方面，出于共同的利益，好萊塢和中國電影工業在90年代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好萊塢的長期目標是在中國的電影市場中獲得主動權，這與中國產生了分歧。

他在論文中說：中國方面的目的是彼此要有個互惠的關系，中國電影在美國也要有一個有意義的數字。

然后，進口分賬片不再輝煌。

2021年，分賬片配額數量依舊為34個名額。但實際上映的僅有20部。

觀眾們的感知可能是進口大片越來越少，但從分賬片數量上來看，除了2021年，分賬片其實是在逐步增加的。這是為什么？

以2021年為例，主因可能有三點：爛片、重映片、未定檔。

首先，很多片子至今尚未定檔，比如《毒液2》、《蜘蛛俠英雄無歸》。實際上映的20部分賬片中，豆瓣評分低于7分的有14部。高分片基本集中在《阿凡達》、《指環王》三部曲這些重映片中，這些片子又占了5部。

在過去10年里，外國電影在國內的票房占比一直在下滑。至于原因，也許是引進的片子大家都不太想看吧？

2021年，進口片的票房占比只剩下了17%。

至少從數字上看，2019年的《復仇者聯盟4》很可能是進口片最后的一次輝煌。

隨著中國電影的票房與號召力越來越強，中國也走出了一大批令人驕傲的影帝影后。

電影票的確變貴了，但不是在這兩年

中國電影票價上漲最快的時期，其實是2002年到2012年這十年。

如果追溯更早以前，這也不是最快的。據2005年中國電影產業年報數據顯示，從1989到2005十幾年間，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了近10倍，電影票價由原來的不足1元漲到數十元，增長了100倍左右。

2012年，時任電影局局長童剛表示，針對電影票價過高的問題，將出臺建議性指導票價和最高限價，探索增加半價票的場次和時段，讓更多的群眾“看得到、看得起”國產電影。

有了領導殷切關懷，全國院線平均票價在當年迅速得到控制，穩定在了30-35元左右。

但從觀眾的感知來看，放映協會公布的平均票價確實被控制住了，不過無論是實際感受，還是分城市數據，電影票價都在逐年增長。

這并不是定價越來越高了，而是由于“票補”的逐漸退場。

在2012年限制票價后，各大線上售票平臺推出票補機制，9.9的預售價，1元看電影大促等等模式紛紛出現在微票兒、格瓦拉、淘票票等一眾售票平臺上。

然而，預售額就約等于正式上映后的排片比例，因此惡性競爭開始出現，早期票補都是線上購票平臺自掏腰包，到了后期，各大電影公司也紛紛加入戰場。

華誼兄弟執行總裁王中磊曾直言：“我們確實被票補綁架了。在惡性的競爭環境下，如果你不掏，就只能眼看著掏了錢的片方搶走你的市場份額。如果你不補，影院就不給你排場。”

這種惡性競爭在2018年被叫停，票補時代結束，平均票價開始一路上行。

尾聲

在書籍版《編輯部的故事》里，馮小剛寫了一篇回憶性質的《這等好喜劇為什么誕生》。

文章里，鄭曉龍把王朔、魏東升、朱曉平這些人叫到友誼賓館的客房：“24小時能洗熱水澡兒、好飯侍候著，目的就是讓諸位高手掏點真活兒。五天，拿出分集的故事梗概來走人[7]。”

雖然定位于情景喜劇，但《編輯部的故事》放在整個影視劇史上，也不失為一座后人難以逾越的巔峰。畢竟無論是國產電影還是國產劇一直朝著源于生活低于生活的方向發展，代表作是《歡樂頌》里劉濤展現出的投資水平。

坦率地說，有些編劇每天花點時間看看遠川研究所，也不至于寫出這種劇本。

不過，無論對電影業和影視作品的批評聲多么激烈，從數據來看，國產電影在過去十年一直在茁壯成長。

前幾天金雞獎開幕，周冬雨和杜江上臺致辭：這十年，是我們中國電影的好時代；在中國，是我們電影人的福地。此話不假。

你看看，人家圈內人都說是好時代了，你在這急什么勁呢？

參考資料

[1] 院線制改革以來中國電影票價的變遷研究 吳曼芳

[2] 2021中國電影市場報告 藝恩

[3] 洛陽紙貴！大佬們哄搶的這份重磅報告，道盡中國電影的酸甜苦辣，每日經濟新聞

[4] 沒人看電影了！“1萬家影院日票房低于300元，連水電費都不夠”，但一個好消息來了，每經影視

[5] 貓眼數據專業版

[6] 國家統計局

[7] 中國電影年鑒

[8] 狼逼門前：1994-2000年 好萊塢和中國電影市場 影視產業研究

[9] 主旋律電影白皮書，華誼兄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