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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支柱“保人口”,德國生育激勵政策成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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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支柱“保人口”,德國生育激勵政策成效如何?

即便是在大手筆的激勵下,德國總和生育率(1.53)離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仍很遙遠。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作者 錢伯彥 發自 法蘭克福

120日,德國聯邦統計局宣布,這個歐盟第一人口大國在2022年人口凈增長110萬,總人口達8430萬,創該國歷史新高;死亡人數較2021年的102萬增加至106萬。但導致德國人口大幅增長的主要因素是移民的增加。

單位:萬人

相比于德國聯邦統計局2006年做出的居民人數將在2050年降至6900”的預測,以及貝塔斯曼基金會2008年預計的德國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損失比任何歐盟國家都多的人口,去年1210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及該國人口預計將在2070年突破9000萬關口。而德國聯邦統計局基于人均預期壽命穩步增長假設的模型推演,德國2070年人口將超過9440萬。

1994年總和生育率觸及1.24的低谷后,該數字在過去20余年開始穩步回升至1.53左右。而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預測,在高家庭福利以及完善的兒童保育系統的激勵下,該國總和生育率將進一步回升至1.71,并在2070年左右穩定在1.67左右。

德國目前的生育激勵措施主要分為經濟激勵與配套基建兩部分。

經濟激勵方面首當其沖的便是政府為產婦提供的從產前6周至產后8周的生育保護期(Mutterschutz)。生育保護期內婦女不得從事任何工作,并能通過醫保獲得全額稅后工資。若產婦在生產期間出現創傷、多胞胎、醫學意義上早產等情況,生育保護期將自動延長至產后12周。此外,婦女在生育保護期內享受不被雇主以任何理由解雇的權利。

至于生產之后更加耗費精力的育兒環節,政府則通過育兒假(即父母假,Elternzeit)與育兒金(即父母金,Elterngeld)為家庭減輕負擔。任何德國家庭享有最長每孩每人三年的育兒假,即允許父母雙方以接力形式申請最長六年的育兒假。育兒假期間父母同樣享有不被雇主解雇的權利。

不過育兒假本質上與“停薪留職”無異,實質上的經濟資助則通過14個月的育兒金實現。領取育兒金期間,父母雙方能夠從德國家庭部收到原稅前工資67%的現金匯款(上限每月1800歐元)。為了鼓勵父親更多地承擔育兒責任,14個月的育兒金之中父親必須至少脫產2個月回歸家庭;若父母均以半職形式共同分擔育兒義務,育兒金發放時長將延長至16個月。

即便在育兒假結束之后,德國政府仍將以兒童金(Kindergeld)的形式為家庭提供補貼直至孩子18周歲。2023年德國兒童金已從每月每孩219歐元提高至250歐元。若子女在18周歲成年后繼續參與高等教育,兒童金發放年限將進一步延長至21周歲至25周歲。

2018年起,為緩解房屋市場上房價與房租快速上漲為家庭帶來的額外負擔,德國政府還為居住條件欠佳、收入普通的家庭提供每孩12000歐元的住房兒童金(Baukindergeld),該筆款項將分十年發放。住房兒童金的申請已于2022年末正式截止,未來政府是否將推出二期住房兒童金,聯邦議院仍未達成一致。

作為高稅收國家,德國財政部還為育兒家庭提供每年每孩4000歐元的抵稅額度,直至兒童14周歲。

針對單親媽媽、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群體,德國還提供包括每月每孩187歐元至338歐元的養育預付款(Unterhaltsvorschuss),以彌補父親缺失帶來的經濟劣勢,以及每月每孩250歐元的兒童津貼(Kinderzuschlag)。

除了直接的經濟刺激,以幼兒園和日托機構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則是德國生育激勵政策的第二支柱。

作為“幼兒園(Kindergarten)”的發明國,德國早在1996年起便以法律的形式明確所有3歲至6歲的學齡前兒童都擁有進入幼兒園的基本權利。在德國社會法典2013年修訂之后,育兒家庭進一步被賦予了所有兒童在1歲之后均擁有進入日托機構的權利。

父母有權每周獲得至少20個小時的日托機構看護時間,針對雙職工家庭的看護時間則為45個小時。考慮在以柏林為代表的大城市日托機構資源持續緊張的現狀,若育兒家庭無法獲得政府提供的日托機構服務而不得不尋求私人日托服務,則該家庭有權利要求市級政府對該部分費用進行報銷。

林林總總的生育刺激政策背后,則是龐大的政府支出。

2021財年為例,不包括幼兒園和日托機構等育兒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純經濟刺激政策累計耗費了德國政府131.3億歐元,相當于首都柏林全年所有財政開支的三分之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被稱為超老齡化國家的德國即便是在大手筆的生育政策激勵下,該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僅無望回歸至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遠遠落后于法國(1.83)、瑞典(1.66)等歐盟鄰國。

一方面,德國的生育激勵政策在歐盟范圍內遠非最慷慨的水平。以法國為例,產婦享受16周至26周的全薪產假,遠長于德國12周的生育保護期;父親也同時自動享有28天的陪產假(congé paternité),而德國父親則必須通過損失三分之一收入的代價使用育兒假搭配育兒金。

另一方面,移民數量的持續增長才是促使德國人口邁向1億大關的首要因素。德國作為溝通原蘇東各國和西方世界的橋梁,在蘇聯解體之后迅速填補東歐的政治和經濟真空并持續從東歐吸納移民。

德國聯邦統計局117日的報告指出,2022年德國凈移民數量高達142萬至145萬人,比202132.9萬人的數字增長四倍有余。

其中受到戰爭沖擊的烏克蘭難民為第一大貢獻國。早在去年8月,德國難民與融合署便估計來自烏克蘭的難民數量至少為96.7萬人,截至今年1月,該數字已經進一步上升至176萬人。

與移民數量暴漲形成對比的,則是在生育政策刺激下反而下降的本土出生人數。2022年德國本土的新生兒數量為73.5萬至74.5萬人,較2021年的79.5萬萎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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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支柱“保人口”,德國生育激勵政策成效如何?

即便是在大手筆的激勵下,德國總和生育率(1.53)離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仍很遙遠。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作者 錢伯彥 發自 法蘭克福

120日,德國聯邦統計局宣布,這個歐盟第一人口大國在2022年人口凈增長110萬,總人口達8430萬,創該國歷史新高;死亡人數較2021年的102萬增加至106萬。但導致德國人口大幅增長的主要因素是移民的增加。

單位:萬人

相比于德國聯邦統計局2006年做出的居民人數將在2050年降至6900”的預測,以及貝塔斯曼基金會2008年預計的德國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損失比任何歐盟國家都多的人口,去年1210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在一次演講中首次提及該國人口預計將在2070年突破9000萬關口。而德國聯邦統計局基于人均預期壽命穩步增長假設的模型推演,德國2070年人口將超過9440萬。

1994年總和生育率觸及1.24的低谷后,該數字在過去20余年開始穩步回升至1.53左右。而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的預測,在高家庭福利以及完善的兒童保育系統的激勵下,該國總和生育率將進一步回升至1.71,并在2070年左右穩定在1.67左右。

德國目前的生育激勵措施主要分為經濟激勵與配套基建兩部分。

經濟激勵方面首當其沖的便是政府為產婦提供的從產前6周至產后8周的生育保護期(Mutterschutz)。生育保護期內婦女不得從事任何工作,并能通過醫保獲得全額稅后工資。若產婦在生產期間出現創傷、多胞胎、醫學意義上早產等情況,生育保護期將自動延長至產后12周。此外,婦女在生育保護期內享受不被雇主以任何理由解雇的權利。

至于生產之后更加耗費精力的育兒環節,政府則通過育兒假(即父母假,Elternzeit)與育兒金(即父母金,Elterngeld)為家庭減輕負擔。任何德國家庭享有最長每孩每人三年的育兒假,即允許父母雙方以接力形式申請最長六年的育兒假。育兒假期間父母同樣享有不被雇主解雇的權利。

不過育兒假本質上與“停薪留職”無異,實質上的經濟資助則通過14個月的育兒金實現。領取育兒金期間,父母雙方能夠從德國家庭部收到原稅前工資67%的現金匯款(上限每月1800歐元)。為了鼓勵父親更多地承擔育兒責任,14個月的育兒金之中父親必須至少脫產2個月回歸家庭;若父母均以半職形式共同分擔育兒義務,育兒金發放時長將延長至16個月。

即便在育兒假結束之后,德國政府仍將以兒童金(Kindergeld)的形式為家庭提供補貼直至孩子18周歲。2023年德國兒童金已從每月每孩219歐元提高至250歐元。若子女在18周歲成年后繼續參與高等教育,兒童金發放年限將進一步延長至21周歲至25周歲。

2018年起,為緩解房屋市場上房價與房租快速上漲為家庭帶來的額外負擔,德國政府還為居住條件欠佳、收入普通的家庭提供每孩12000歐元的住房兒童金(Baukindergeld),該筆款項將分十年發放。住房兒童金的申請已于2022年末正式截止,未來政府是否將推出二期住房兒童金,聯邦議院仍未達成一致。

作為高稅收國家,德國財政部還為育兒家庭提供每年每孩4000歐元的抵稅額度,直至兒童14周歲。

針對單親媽媽、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群體,德國還提供包括每月每孩187歐元至338歐元的養育預付款(Unterhaltsvorschuss),以彌補父親缺失帶來的經濟劣勢,以及每月每孩250歐元的兒童津貼(Kinderzuschlag)。

除了直接的經濟刺激,以幼兒園和日托機構為代表的基礎設施建設則是德國生育激勵政策的第二支柱。

作為“幼兒園(Kindergarten)”的發明國,德國早在1996年起便以法律的形式明確所有3歲至6歲的學齡前兒童都擁有進入幼兒園的基本權利。在德國社會法典2013年修訂之后,育兒家庭進一步被賦予了所有兒童在1歲之后均擁有進入日托機構的權利。

父母有權每周獲得至少20個小時的日托機構看護時間,針對雙職工家庭的看護時間則為45個小時。考慮在以柏林為代表的大城市日托機構資源持續緊張的現狀,若育兒家庭無法獲得政府提供的日托機構服務而不得不尋求私人日托服務,則該家庭有權利要求市級政府對該部分費用進行報銷。

林林總總的生育刺激政策背后,則是龐大的政府支出。

2021財年為例,不包括幼兒園和日托機構等育兒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純經濟刺激政策累計耗費了德國政府131.3億歐元,相當于首都柏林全年所有財政開支的三分之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被稱為超老齡化國家的德國即便是在大手筆的生育政策激勵下,該國的總和生育率不僅無望回歸至人口世代更替水平所需的2.1,也遠遠落后于法國(1.83)、瑞典(1.66)等歐盟鄰國。

一方面,德國的生育激勵政策在歐盟范圍內遠非最慷慨的水平。以法國為例,產婦享受16周至26周的全薪產假,遠長于德國12周的生育保護期;父親也同時自動享有28天的陪產假(congé paternité),而德國父親則必須通過損失三分之一收入的代價使用育兒假搭配育兒金。

另一方面,移民數量的持續增長才是促使德國人口邁向1億大關的首要因素。德國作為溝通原蘇東各國和西方世界的橋梁,在蘇聯解體之后迅速填補東歐的政治和經濟真空并持續從東歐吸納移民。

德國聯邦統計局117日的報告指出,2022年德國凈移民數量高達142萬至145萬人,比202132.9萬人的數字增長四倍有余。

其中受到戰爭沖擊的烏克蘭難民為第一大貢獻國。早在去年8月,德國難民與融合署便估計來自烏克蘭的難民數量至少為96.7萬人,截至今年1月,該數字已經進一步上升至176萬人。

與移民數量暴漲形成對比的,則是在生育政策刺激下反而下降的本土出生人數。2022年德國本土的新生兒數量為73.5萬至74.5萬人,較2021年的79.5萬萎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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