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尋找河神》

三毛的舒蘭街、白先勇《花橋榮記》中巷口的小公園、牯嶺街95巷，還有郭松棻筆下的溫州街……謝海盟在臺北城整整走了七年，每日步行至少五個小時。臺北，曾經是一個湖，而今已由水城變為一座陸城。2010年，作家舒國治出版《水城臺北》，謝海盟讀后深受啟發，希望踏查殘存的水路痕跡，打撈出那些被掩埋、已消失的河流。

河流是我們已然遺忘或不曾想象的城市紋理，人們對以走路的方式認識一座城市也逐漸不再有耐心，謝海盟希望展現臺北新舊交迭三百年的歷史演變，不僅涵蓋水文，也關注人文、文學、電影、動保、社會議題等話題，筆觸從樹護屋的紀州庵、理想的“民生社區”，到老房子文化運動，以及最后的山城“煥民新村”。在書中，他感慨：“我想問問萬盛街的河神，是否還記得一九七〇年代的左翼青年們傍著潺潺水流、主編了《大學論壇》。河神伴他們夜夜飲酒，聽他們高歌……我好生羨慕那時代人人心中如野火，而今蕩然無存的那股精神氣。那個時代，人心是真，信念價值是真，顛沛流離是真，人們面對困境的抉擇與付出的代價也真。”

《信任練習》

韓裔美國作者蘇珊·崔的小說《信任練習》書寫了一個藝術院校中的隱秘性侵故事，作者從紐約霍勒斯·曼私立學校的性丑聞中取材拓展。戲劇課程老師金斯利要求學生在“信任練習”中“摧毀并重建自我”，完全向對方敞開自己，以達成表演者之間的無限信任。

崔刻畫了少年成長中的自我壓力、對年長者的迷戀如何導致情緒和認知被操控、性同意與脅迫的復雜關系、少年經驗對一個人的長久影響等。她認為，諸多性侵案件“難以指認”的原因，除了女性在成長過程中面臨的權力不公，也關乎話語存在著過多的模糊地帶。小說將思考指向敘事本身，試圖探求記憶與謊言、虛構與真實的邊界究竟在哪里，記憶與敘事如何扭曲對“真實”的探究，最終改寫了我們對真實的認知。

《動物園長夫人：一個波蘭女性的戰爭回憶》

黛安娜·阿克曼是美國自然主義作家，她曾從來自波蘭的外祖父母口中聽到這樣一個民間故事：某村莊有個馬戲團，里面的獅子突然死了，團長問一個猶太窮人是否愿意假扮獅子湊數。因為實在缺錢，猶太人只好答應。團長對他說：“你只要穿上獅皮，坐在籠子里，大家就會相信你是頭獅子。”猶太人穿戴打扮后進了籠子，轉身一看，只見一頭獅子爬進了籠子，正用饑餓的目光緊盯著他不放。他眼看難逃一死，無計可施，開始高聲誦念猶太教祈禱經文：“聽啊，以色列……”這幾個詞才出口，那頭餓獅突然開口說起了話，用的也是希伯來語：“上帝我主。”然后，兩頭獅子齊聲誦完了這一段祈禱經文。

阿克曼沒有想到，年幼時聽到的民間故事和她后來寫作的《動物園園長夫人》存在著奇特的關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沙動物園長夫婦雅安·雅賓斯基和安托尼娜將被納粹炸毀的動物園偽裝成地下抵抗組織的中轉站，拯救了300多名猶太人和納粹抵抗者生命。二戰、猶太人、動物園與波蘭，她在書寫這個辛德勒式故事時一次次想起了曾經的民間故事，并認為這不僅僅只是“拯救生命”，也關乎“拯救心靈”。

作為博物學者，阿克曼借安托尼娜的故事闡發了自己的自然觀。她認為“被逐出自然以后，人才可能被毀滅”，人們可以在“鳥雀啁啾、牛羊低吟與人生喧嚷中，從這所有一切聲音中”尋找自然的力量。這部從女性視角出發的微觀二戰史，心靈狀態的重要性被更多注意到：“她的過人之處之一，是決心在所有人都對危機、恐怖與無常避之唯恐不及的時候，仍然努力在家庭中保有游戲、動物、好奇心、奇跡和純真的火種。”

《墻：血與磚的文明史》

今天，大約七十道各種類型的壁壘矗立在世界的邊境上，影響著四十多億人的生活。考古學家大衛·弗萊認為，自土耳其人在1453年用火炮轟開君士坦丁堡后，墻走向了沒落，然而在20世紀后半葉起，墻又迎來了全面復興：在約旦河谷、在敘利亞沙漠、在南美雨林、在喜馬拉雅山區、在所有最意想不到的地方，鐵絲網和混凝土構筑的工事悄然建起。1990年柏林墻倒塌，一個時代宣告終結。然而，墻本身卻意外地成為了這段歷史的孑遺，向全球擴散。

長久以來，世界史作品大多聚焦于主要文明的核心地區，關注文明各自的演進及相互間的交流。弗萊在書中將目光投向文明的邊墻，在“先進-落后”的二元沖突中，“墻”見證的故事常常作為歷史進程中的意外，偶爾打斷“文明人”對自身優越性的臆想，而在21世紀的今日，“墻的概念本身，已經比任何磚石結構都更徹底地將人們隔開。”

《家庭·鄉里·朝堂：北宋士人與孝道》

對孝道的推崇和以仕宦為榮，是中國歷史和文化中兩個最具特色的現象。既要做孝子，又孜孜以求于登科入仕，常常使作為人子的士人在贍養父母和遠離家鄉、光耀門庭之間掙扎。在游學、科舉和仕宦之途中長期遠離家人的士子們，是怎樣履行在當時看來神圣的家庭職責的？

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教授張聰試圖從北宋士人群體出發，理解他們如何處理這兩個互相抵觸的追求：他們自身努力調和這一矛盾，進而促成了“祿養”模式在北宋的發揚光大，對孝道重新做出界定。這場自下而上，由士人發起，以維護壯大家庭、宗族、鄉里為目標的運動，與當時的儒學復興匯成一股潮流，促成了理學的最終勝利。政府從此對士大夫“私人”家庭事務的大規模干預，而且直接影響了宋代及后世家庭、社會和文化規范的變遷。

《藝術的罪與罰：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科波拉》

施托克豪森是世界上著名的先鋒派作曲家之一。“9·11”事件爆發以后，施托克豪森感嘆自己窮盡才思，將一切邪惡體驗交給筆下的人物路西佛，但相比那些極端主義者的行為，其創造力和想象力不及其萬一，他認為“9·11”事件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藝術創造。

除了施托克豪森對藝術的理解，科波拉、斯科塞斯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作品中也與真實罪行存在著若隱若現的關聯。殺人犯、藝術家和恐怖主義者是否彼此需要？《藝術的罪與罰》認為，文學創造力與暴力、甚至與政治恐怖之間有著令人不安的緊密聯系。藝術的活力有賴于接連不斷的“越界”，挑戰陳規，許多浪漫主義文學幻想之下的欲望，是一種將要顛覆世界經濟與文化秩序的力量，也可能從中衍生出“恐怖主義”的欲望。杜克大學三一藝術與科學學院教授蘭特里夏認為，在作家和藝術家的力量逐漸消退之時，是罪犯和恐怖主義者繼承了這種浪漫卻毀滅性的傳統。

《春分秋分》

春分秋分之時，白天和夜晚一樣長，世界在光明和黑暗之間找到了完美的平衡。

法國漫畫家西里爾·佩德羅薩的《春分秋分》，以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展開， ???每個季節對應著不同畫風——他用細線勾勒秋天，清爽脆利；冬天的顏色加深，多了幾分厚重、晦暗和混沌；在春天，許多人物都遭遇了內心的震動，彩鉛表達了活力和緊張感；到夏天，各個人物的命運開始發生決定性的變化，色彩變得更加鮮艷了起來。

佩德羅薩放棄主流漫畫的戲劇性情節，更關注圖像敘事的心理深度，不刻意描繪完整的人生敘事，而是轉頭關注那些生活中失語和停頓的時刻。在這些故事里，不同的人尋求與其他孤獨者的平衡，穿梭于彼此的生活中，讀來既哀憂又溫情，“我們不必獨自承受生活，因為孤獨與孤獨也可以互相照亮。”

《浪漫機器：拿破侖之后的烏托邦科學與技術》

不同于以機械時鐘、杠桿為泥土的“古典機器”，復合蒸汽機、銀版照相機是“浪漫機器”，被賦予了與有機物相同的生命品質，它們的組織結構復雜、對環境敏感、反應迅速，且能夠使得環境發生改變。

《浪漫機器》一書關注浪漫理念與機械的融合。浪漫主義與工業文明曾被認為是對立的兩端，然而，在19世紀早期的法國，科學與藝術互相交織。許多思想家認為，當時的新技術并非冰冷、死氣沉沉、與生命和人類對立的，而是地球不斷發展的產物，擁有生物一樣的動態力量。藝術家和改革者還將新機械視為創造新型美和更和諧世界的途徑。本書作者、倫敦大學沃堡研究所教授特雷希認為，19世紀早期是一個新哲學和新藝術的時代，人們關注活的自然、感受和美學，機械浪漫主義者相信，科學不是服務于人類對自然的掌控，而是追求人和自然共享有限的規范和可持續的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