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趙孟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2023年1月，國家統計局公布人口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總人口比2021年減少了85萬人。這是中國61年來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是人口形勢發生變化的標志性事件，將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人口負增長將帶來哪些影響？國家和社會又該如何有效應對？界面新聞就此專訪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原新和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楊成鋼。兩人系知名人口學專家，并任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原新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人口負增長背景下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首席專家，楊成鋼也對中國第一個實施育兒補貼政策的四川省攀枝花市進行過深入調研。

他們認為，目前中國處于人口負增長早期，也就是低齡老齡化階段，這為推進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爭取了時間窗口。中國過去的人口數量優勢正在消退，需要盡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補齊勞動力結構性短板。

中國人口規模將如何變化？    

界面新聞: 2022年成為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元年，在你的預期之內嗎？中國人口形勢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情形的？

原新: 人口負增長是長期低生育水平的結果。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每個家庭平均生育6個孩子以上，70年代經歷了大幅下降，從5.8個減少到2.7個，進入80年代，大概在2.5個左右。到1991年，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2.1。從1992年到現在，生育率一直維持在更替水平以下，并且是持續性波動下降。202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生育率只有1.3，近兩年的生育率比2020年還要低。如果人口的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那么人口就開始內生性的從正增長轉向負增長。人口不會從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馬上開始負增長，是因為年齡結構當中蘊藏了人口正增長的“能量”。現在，經過31年的消耗，正增長的“能量”已經消耗完。2022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萬，只有956萬；而死亡人口達1041萬。兩者相減，首次實現了負增長。2021年正增長48萬，2022年負增長85萬，相對于14億人來說，目前的階段是相當于在人口零增長附近波動。

楊成鋼：過去我們對人口增長的拐點時間有很多預測，最激進的觀點也就是2024年，我個人也認同是這個時間，理由是，中國人口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改變了。比如，城鄉結構的轉變，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還有很多因素。所以，正常情況下應該在2024年左右出現拐點，但是具體到2022年這個時間點，我個人認為還有疫情因素的影響，使其提前了兩年。

界面新聞：為什么認為是在零增長附近波動？以后中國人口總量還有可能正增長嗎？

原新：今后一兩年或者兩三年，出生人口可能還會有所增加。因為新冠疫情的三年，很多人推遲了生育。比如打疫苗，其中有一個禁忌是，打了疫苗后一定時期內不建議懷孕；比如“陽了”以后轉陰，醫生給你的忠告也是，3-6個月不宜懷孕；疫情期間很多人的收入不確定，未來發展方向不明，可能對生育產生了一些焦慮，當然也有一部分人還會放棄生育。這些短期因素消失后，未來出生人數可能會增加。因此，未來個別年份出現一些波動，都屬于正常情況。但是總體的常態化的人口負增長是大勢所趨，很難扭轉。

界面新聞：按照目前的負增長趨勢，在未來，比如到2035年或者本世紀中葉，中國人口大概會是怎樣一個規模？在全世界處于怎樣的位列？

原新：這個問題取決于未來生育率的變化。因為，雖然中國有14億多人，但國際移民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所以生育率對未來人口規模的變化將起到決定性作用。此外，我們千萬不要被“負增長”三個字給迷惑，以至于把人口規模巨大這樣一個特點給掩蓋了。我一再強調，看待人口負增長，一定要強調它的階段性，不要混淆了不同階段的不同特點。

根據聯合國對中國人口趨勢的最新預測，按照高方案，如果生育率能夠回升到1.8，那么2050年的人口數量跟現在差不多；如果生育率繼續下降，到本世紀中期下降到0.9，到本世紀中期中國的總人口依然在12億以上；如果生育率略微回升到1.5，那么到2050年左右，中國人口也將還有13億以上。

從總體來看，未來30年無論生育率怎么降，或者怎么升高，中國總人口規模巨大這樣一個特點是不會改變的。按聯合國預測，到2023年4月，印度人口就會超過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也未必一直要戴著“第一人口大國”的帽子。即便我們不戴著這個帽子，我們依然是一個人口大國。

但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遠，到本世紀末，按照聯合國預測的高方案的生育率繼續維持，中國總人口會從2050年的14億人多一點，減少到12億人；按照中方案，就會從本世紀中葉的13億人多一些降到7-8億人；按照低方案，到本世紀末就只有不到5億人。

也就是說，未來30年，按照高方案，總人口基本上沒什么變化；按照低方案，會減少13%。但是再后來的50年，按照中方案會減少43%，按照低方案會減少近60%。在總人口減少的同時，人口的老齡化也在加深。如果生育率保持在1左右，到本世紀的后50年，我國老齡化水平（以60歲以上人口占比）會達到60%以上。

楊成鋼：首先，聯合國的預測只是一個預測，我們要看高、中、低哪種方案更有可能性。我個人認為， 總的趨勢是負增長幾乎可以肯定，未來人口規模很難保持現在的水平，也就說高方案幾乎不可能，能實現中方案的水平就很不錯了。原因就是前面說的，人口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發生了變化。如果按照中方案，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大概是12億人左右，仍然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國。

界面新聞：有種觀點認為，如果中國丟失了“人口第一”的地位，長遠看就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甚至難以保住大國地位，你怎么看？

原新：美國總人口只有3.4億不到，中國是14億多人，是美國的四倍多。但美國的GDP總量位居世界第一，中國是第二，只是美國的70%。如果從人均GDP來看，美國是7萬美元左右，中國約為1.3萬美元（按照2022年的平均匯率），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點。所以，以人口多少來討論一個國家的強盛與否，是一個非常過時的觀點，人口多少不是國家強盛的決定性因素。

楊成鋼：總體上我同意原教授的觀點，在國內學術界，應該說這是有共識的，一個國家強盛與否，跟人口規模沒有必然聯系。人口規模下降，并不必然影響中國的現代化。即便人口下降，中國仍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當然面臨的挑戰也不同。

負增長帶來的挑戰和壓力

界面新聞：分析人口形勢，除了規模，還有結構問題，隨著人口負增長到來，老齡化和少子化也會加劇，未來會如何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

原新：人口結構問題帶來的挑戰，肯定在不斷加劇。比如，繳納養老金的人和領取養老金的人的比例在發生巨大變化，養老人力資源的供給和養老服務接受者的比例在發生巨大變化；整個養老金、醫保基金的資金庫，也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同樣，在經濟領域，勞動力稀缺導致勞動力價格不斷上升，以往靠勞動力資源優勢建立起來的出口型經濟，也會受到挑戰。

老年人口比重不斷增加，老年人口的醫療保障、社會保障、其他一系列服務的保障等，無疑會拉動國家公共投入。但國家總的資金盤子就這么大，公共服務這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多，用于實體經濟的當然就越來越少。所以，它會引起資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矛盾。此外，大家想象一下，將來占總人口40%以上的人口的養老金、醫療基金會是一筆巨資，它的運作安全，它的保值、增值問題，都將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國家金融體系的安全。

所以，未來老齡化問題不僅僅在經濟方面，同樣在社會方面、民生方面、城鄉方面、微觀家庭方面，都會帶來一系列的代際之間的矛盾或沖突。

界面新聞：該如何看待中國將面臨的人口老齡化挑戰和壓力？

原新：我們看待人口老齡化，千萬不要只盯“老齡”兩個字，老齡化不僅僅是老年人口和老齡化水平的增加，它是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每一個人都身在其中。如果這樣看的話，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會從2020年的8.9億，逐步減少到本世紀中期的6.5億。這樣的下降幅度，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可怕，但實際上，整個下降階段，中國勞動年齡人口的總和，都多于世界發達國家勞動年齡人口的總和。所以，雖然勞動力的稀缺性在不斷增強，但勞動力總量的供給，還是比較豐盈的。這是第一個特征。

第二個特征是，在未來老年人口增倍過程中，恰恰也會進入到低齡老齡化階段，也就是說，在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當中，60-69歲的低齡老年人口增加特別快。從2020年的1.5億，增長到2050年的2.1億，這就為我們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鼓勵老年人的社會參與，提供了一個機會窗口。如果延遲退休等到本世紀后期才推出，那后50年將是高齡老齡化的階段?？傮w來說，人口負增長的早期是溫和的，遠期是劇烈的，未來30年我國處于低齡老齡化階段，推進改革仍有機會窗口。

楊成鋼：強調兩點，第一，我們對待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壓力，實際上更多是從人口和經濟關系上來說的，以撫養比為例，這個指標算的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和勞動年齡人口的數量之比，它顯示的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撫養能力，是單從人口數量上來分析的。但同樣的撫養比，如果分母的勞動力人口的質量提高了，也就是說勞動年齡人口的生產率提高了，實際的撫養能力可能不僅不會下降，還會上升。因此，我們除了關注數量上的撫養比，還應該著力于提高勞動年齡人口的素質，提升他們的效率和創造力。

第二，關于少子化問題，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導致繳納養老金的人口減少，但解決的辦法，我認為不一定是提高繳納人員的數量，而是說，如果勞動力質量提高，整個國家創造的財富更多，積累的財富更多，國家層面是否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等方式，將資金注入到養老金池子里。

界面新聞：如此看來，應對老齡化不能單單在人口政策方面發力，而是應該有系統思維，制定系統性的政策，具體你有哪些建議？

原新：首先，我想區分兩個概念，一個是人口老齡化，一個是老齡社會。老齡社會的本質問題是經濟發展，因為老齡社會所帶來的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如果沒有財富的積累做后盾，養老的公共服務就是紙上談兵。這就指向了“做蛋糕”的問題。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在人口老齡化不斷加劇過程中，“做蛋糕”的挑戰會越來越大。這一點我們要有充分的認識。包括勞動力數量在減少，被撫養人口在不斷增加等方面。

再說應對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的本質是民生問題，是“分蛋糕”的問題。也就是說，在一把尺子下，怎樣能讓老年人享受到公平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老有所養。我一直在呼吁，要有“四個意識”或者說“四個跳出”。

第一，要跳出人口老齡化的人口局限，因為人口老齡化就是一個人口現象，是長期的長壽和少子的必然。人口老齡化成不成為一個問題，要看它與經濟社會的“匹配度”，“匹配”它就不是問題，“不匹配”一定就是問題，所以要從老齡社會看待人口老齡化。

第二，要跳出老年人的局限。現在一談到人口老齡化，就是老年人怎么養，老年人養老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們一定要在全生命周期當中去考慮這個問題。從橫截面上來說，任何社會，無論是年輕化的社會，還是老年化的社會，都有老人。而從縱向的時間軸來看，任何一個人都會變老。所以，我們應該從生命全周期和全齡人口范疇去考慮問題。

第三，應對人口老齡化，要跳出部門局限。當然，國家有專門來管理人口老齡化工作的部門，提供老年人服務的部門，比如老齡委、民政部、衛健委等，但人口老齡化是一個涉及全社會，方方面面，各個領域的問題，一定要全社會各個部門共同來應對。

最后，應對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國家戰略，但不能單純看待，而應該在所有國家戰略的總框架下，與別的國家戰略相互協同，去研究應對辦法。比如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鄉村振興戰略、高質量發展等。把未來老齡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統籌到國家總的戰略體系下，才有可能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

界面新聞：具體來說，哪些政策的出臺可能更緊迫？比如，最近有消息稱，延遲退休政策可能在今年推出，你認為可能性大嗎？

原新：我認為應該盡快出臺。為什么非要延遲退休？回溯歷史，我國的退休年齡，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制定的，1951年制定的《勞動保險條例》提出，女性職工和干部50歲退休，男性職工和干部60歲退休。一些特殊工種，還可以低5年。1953年，該條例做了一次修訂，但退休年齡沒有任何更改。到了1978年，國家將女性干部的退休年齡提高了5歲，也就是女性職工50歲退休，女性干部55歲退休，男性依然是60歲退休。制定該項政策的時候，中國的預期壽命只有40多歲，而現在的預期壽命已經超過78歲。壽命在不斷延長，但退出勞動年齡的時間沒有改變。

第二個問題是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15歲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3年，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上升到9.9年，延長了至少四年半以上?，F在大學成了普及教育，大學的毛入學率達到了57.8%。越來越多的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尤其是接受過大學、研究生以上教育的人，普遍都到23-24歲，甚至30歲才開始就業。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齡不斷推后，但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沒有改變，相對而言就是人口用來創造財富的年齡段實際上縮短了。

上個世紀50年代制定的退休年齡政策，完全是出于對家庭、對女性的照顧。因為當時社會上多半都是重體力勞動。當時，每個家庭平均要生6個以上孩子，而現在只生1.3個左右，而且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男性?，F在從事體力勞動的機會也大大少于當時。在此背景下，延遲退休年齡成為必然。

實際上，延遲退休早在2013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當中就已提出，當時的提法是，研究漸進式推遲法定退休年齡。到現在已經10年過去了，“十四五”規劃也明確，要實施漸進式推遲法定退休年齡。也就是說，經過這10年的醞釀，時機已經成熟。延遲退休可以減輕養老金的壓力，也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但只是減輕，不能改變養老金終將“穿底”的現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當前我國處于低齡老齡化階段，也就說未來30年，實際上給我們開啟了推遲退休的時間窗口。

從世界范圍看，日本在過去20年中，退休年齡從60歲延長到65歲，并且鼓勵企業延長到70歲。歐洲大部分發達國家，也都是63歲到65歲退休，個別國家延遲到67歲。在今天這樣一個長壽化的時代，延遲退休也是世界普遍趨勢。

楊成鋼：我覺得有兩個概念需要區分，一個是退休，一個是退出勞動。退休，本質上是開始領取養老金，所以延遲退休本質上是延遲養老金的給付，這與退出勞動不是一回事。此外，歐洲國家延遲退休，更多是增加勞動力供給，因為它們的勞動力是稀缺的。但中國不同。我們未來幾十年的勞動力供給不短缺。從勞動力市場來看，我們需要的也不是老年勞動力，而是高質量的青壯年勞動力。因此，我們延遲退休的主要意圖，還是為了解決養老金給付問題。但我認為，靠延遲退休不是一個好辦法，根本上還是要靠國有資產注入做大資金池，靠“寅吃卯糧”無法持續。

老齡化背后的經濟增長機會

界面新聞：老齡化問題的另一端是勞動力不足，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666萬，并且已持續下降多年，你怎么看待這一趨勢？有觀點認為，中國勞動力不會緊缺，原因是農村還有部分勞動力可以轉移到城市，你認可么？

原新：過去10多年，農村的生育率和城市的生育率差距一直在縮小，而且越來越小。不僅僅是城市人，農村年輕人同樣也不愿意多生了，因此未來農村將不存在大量可供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過去依靠勞動力自由遷徙來盤活配置的人口機會，在現階段和未來一個時期可能還會有一些，但長期來看，如果繼續保持這樣的低生育水平，未來可供調劑的人口資源會越來越少，這也不再成為我們解決問題的手段。

對于勞動力供給和勞動力需求，應該從兩個角度去看，我認為勞動力的供給和勞動力的需求在雙雙下降，而不是一面下降，一面在升高。勞動力短不短缺，要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方面去看。從供給側來說，勞動力資源的稀缺性在不斷增強，對企業來說，勞動力成本在提高，出口的比較優勢在下降，資本替代勞動的報酬也在遞減，帶來投資和回報的不對稱，這是個普遍現象。但并不能說明勞動力供給不足，相反，從勞動力的數量上來說，供給還是比較豐盈的。

但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來自于勞動力結構性短板，即勞動力的供給結構和市場的需求結構存在一定的不匹配，從而引發了長期以來珠三角、長三角及京津冀這些經濟發展高地招工難的問題。從需求側來說，隨著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勞動參與率部分被勞動生產率替代，產業的經濟結構從勞動密集型逐漸向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過渡。一句話，產業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在轉型，在此過程中，對勞動力數量的需求在逐漸弱化，對質量的需求在不斷強化。

此外，現在是數字化社會，科技發展導致機器替代人力越來越普遍。你去銀行辦事，現在基本的業務都可以自助，開車上下高速，收費站都是ETC，原來需要人的崗位大量裁員，也導致了勞動力需求端下降。因此，未來低端服務型的行業，勞動力數量需求會不斷減少，就業壓力將長期存在。

楊成鋼：我不認為農村還有勞動力可轉移。中國現在已經走過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渡過了勞動力可以無限供給的階段?，F在城市存在大量沒有實現市民化的農民工，這批農民工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做出了重大貢獻，現在搞新型城鎮化，不能還搞成資源向鄉村單方向的配置，恰恰相反，應該將城鄉發展統籌起來，結合鄉村振興來推動新型城鎮化。應該鼓勵一些有見識、有技術、有知識的青壯年勞動力返鄉創業，帶動鄉村振興，實現城鄉共同發展。要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升級、開發人才紅利上下功夫。

界面新聞：中國規劃到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有測算顯示未來每年經濟增速要維持在6%以上，因此有觀點認為，因人口提前進入負增長，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下實現這一目標挑戰巨大，你怎么看？

原新：這個挑戰當然非常非常嚴峻。中國現在的人均GDP只有12741美元，要達到2萬美元，整個國家要創造的GDP總量將是一個天文數字。去年中國的GDP是18萬億美元，即便能成為現在全球第一經濟體，趕上美國，但人均GDP也達不到2萬美元。加上國際環境變化，逆全球化、產業鏈轉移等，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增速要達到6%以上，挑戰非常大。

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人口負增長，但我認為未來30年的表現將是比較溫的，也就是二十大提出來的人口規模巨大，依然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個基礎性特征。人口規模巨大，國土空間巨大，配合我們的收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相對完備的產業，就會出現一個潛在的巨大市場。正是在此基礎上，我們提出了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這不是每個國家都能做到的，尤其是小國是做不到的。

舉例來說，人口總體規模巨大也反應在各個組成部分，比如，勞動力規模在未來30年也是巨大的，比所有發達國家都多，人口綜合素質的大幅改善為提高勞動力素質創造了機會；人口遷移流動規模也是巨大的，2021年有3.84億，占中國人口27%的人在流動；人口城鎮化規模也是巨大的，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65%。所有這些，從人口學角度來說，給中國創造了一個人口機會。注意，人口機會是一個人口學概念，它不等于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是一個經濟學概念。人口機會能否轉變成人口紅利，這需要經濟學家、決策者去深入研究、挖掘。

楊成鋼：要實現這個目標，確實會遇到較大挑戰。我們前幾年做過研究，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在2010年就發生了重要轉變，在2010年前，人口要素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很大，人口數量紅利的貢獻率明顯；而2010年后，人口質量紅利開始超過人口數量紅利，在經濟增長中開始發揮主導作用。所以，中國未來能夠成功地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將經濟增長的動力從過去主要依靠勞動力要素的投入和資本的投入，轉變為依靠技術驅動和知識驅動，就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作為人口學者，我們更多關心的是，這些挑戰中有哪些人口學因素？我認為主要人口因素有兩個，一是老齡化，它會帶來老年撫養比升高，全社會的養老負擔較重；另外，勞動力數量供給的減少，使得勞動力價格被推高，從而使中國制造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這些都是不利因素。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根本上只有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推進技術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將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才能解決。

界面新聞：如果具體從產業來看，在人口負增長背景下，哪些行業可能迎來增長機遇？比如，養老產業會迎來爆發嗎?

楊成鋼：從產業發展來看，通常都是集群式的，不是單個產業的發展，但是產業集群的出現，需要有領跑產業。從人口變化趨勢來看，在供給側，我認為“減人”的產業，即容易實現智能化，減少人力數量的產業，應該越來越有前途。從需求側看，老年服務業，家庭服務業應該會有很大的市場。這些領頭的產業，可能會帶出產業集群。

原新：楊教授說人越少的產業，實際上就是高科技產業，創新型產業，這可能是國家未來發展一個新的經濟增長點。從人口結構的變化來說，我認為，老齡產業作為一個集群，也是未來新的經濟增長點。從大的方向來說，它實際上包括了服務、制造、金融等六大業態，而現在這些業態還停留在相對比較低的發展水平。

比如面向老年人的文化產業，可能還是廣場舞、聽京劇、打麻將之類的服務。而高端的文化產業尚在陸續形成，比如旅居旅游。最近有報道稱，有公司推出價格為27萬元的郵輪旅游，時間約是120多天，所有名額在一周之內搶完，報名的大部分都是退休人員。老年健康產業就更大了，老年人沒有健康醫療是不可能的，可以說是剛需。此外，還有各種助老設施，產品的適老化改造，特殊老人的需求，老年金融產品的設計等等。

未來養老產業市場有多大？有數據顯示，從絕對數字看，2022年老齡產業市場規模估計為10萬億（人民幣，下同），到2025年可能會增長到12萬億左右，2030年會增長到20萬億左右，到2050年大概會增長到48萬億以上。從相對數據看，10萬億相當于GDP的8%左右,到2030年可能占到GDP的20%,到2050年大概占到GDP的30%以上。這將是一片巨大的藍海，有眼光的企業家應該去深入開發。

需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

界面新聞：三孩生育政策實施以后，各地陸續出臺了多項支持生育政策，包括育兒補貼也逐漸成為趨勢，你如何看待這些政策？在提振生育率方面國外有無經驗可以借鑒？

楊成鋼：在三孩生育政策出臺前，國家就陸續出臺了許多生育支持措施，都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能說沒有效果，但問題在于，現在抑制人們生育的因素是綜合性的，雖然大家都強調養育成本太高，這當然是一個主要因素，但所謂養育成本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綜合因素的結果。所以現在應對的措施，不能只是零敲碎打。

關于育兒補貼政策，我也去攀枝花（注：攀枝花是中國第一個出臺育兒補貼政策的地區）做過調研，政策是積極的，但相對于人們的生養成本卻是杯水車薪。所以，我認為生育支持政策應該在生育、入學、就業、稅收、甚至文化宣傳等方面，綜合發力，建立一個生育支持體系，真正免除人們的后顧之憂，才有可能見效。

原新：生育是國之大事，一定要建立支持生育的公共政策體系，而不是臨時的應對舉措。我對31個省份出臺的支持生育政策做了梳理，發現不同地域對生育的支持差別太大。其實不應該這樣，每一個孩子都是國家公民，應該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在生育方面，國家、社會應該承擔更多責任，要把家庭承擔的過多的責任分擔起來。但我們也要清楚，刺激生育是一件昂貴的事情。

如果要找一個國家，在過去三四十年成功讓生育率明顯回升，基本上找不到。盡管瑞典、法國的生育率有所回升，他們的家庭支持政策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分析它們的生育結構，就會發現相當一部分人口是新移民生育的。所以，對借鑒國際經驗，我們要有深刻的理解。生育率回升是高成本目標，是一個慢變量，不要指望各項政策落實，生育率馬上就會有明顯回升。但是，做總比不做好，我們要有耐心、有恒心、有決心、有信心。

除了生育成本因素，可以發現，人們對待生育、對待孩子的觀念也改變了。過去10年，中國女性初婚年齡從24歲推遲到28歲，女性終身無孩率達10%、結婚登記數不斷下降、不婚不育人群增加、丁克和被丁克數量上升、未婚同居、婚姻家庭結構多元……社會變得越來越包容，這些因素作用在人口基本面上，共同塑造了一種低生育的文化。

界面新聞：說到生育文化，不久前中國計生協黨組書記王培安在提到女性終身無孩率占10%時說，“如沒有婚育觀念的引導，我國生育水平的提升將異常艱難”，但婚育觀念的改變似乎是經濟發展的必然，對此我們還能做些什么？引導婚育觀念轉變的意義又在哪里？

原新：應該說，一種文化一旦形成，就會沿著慣性不斷深化，就像掉入一個陷阱，越陷越深?；橛^念的改變，很可能需要一代人，兩代人甚至更多代人來推動。塑造新的生育文化，我覺得當下整個輿論環境需要發生深刻改變?，F在媒體，尤其是自媒體，特別是短視頻里，一說到生育基本上都是討論生育之苦、養育之難。過去那種天倫之樂、兒女繞膝的情景再也沒有了，現在宣傳不是天倫之樂，而是“天倫之苦”。所以，輿論環境包括家庭教育，都需要發生深刻變化，要多生需要潛移默化，一代又一代人的影響才能改變。這方面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家庭，都有許多工作要做。

楊成鋼：生育文化屬于意識形態層面的因素，它的改變也離不開經濟基礎，當經濟發展到今天，生育觀念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發生轉變幾乎是必然的，全世界都一樣。發達國家都是走過了這個歷程。所以，首先我們要承認這種變化。其次，應該是潤物細無聲地推動轉變生育觀念，我們要研究年輕人獲取信息的媒介是什么，喜聞樂見的方式是什么，要改變過去那種簡單的宣傳教育，真正走近年輕人，才能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