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表外表里 曹賓玲 付曉玲
編輯|Reno
“我昨晚休息得挺好的，凌晨四點趴在桌子上，早上七點鐘才醒。”
“哦！那你休息得真的不錯呀！”
在茶水間偶然聽到手下兩個Senior（高級審計員）的這段對話時，已升任Senior Manager（高級經理）的阿靜，瞬間夢回入職普華永道的時候。
彼時，還是一張白紙的阿靜，在一次聚餐上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對話，瞠目結舌了很久后，暗暗下定決心，只干一年就換工作過正常生活。
但二十年過去了，她并沒有離開四大，而是幾乎把普華永道、德勤、安永、畢馬威輪了一遍。
她說不清為什么要留下，但總有幾個時刻，讓她留戀：
“每年40％左右的漲薪，一個senior周末兩天的加班費可達4000塊錢。”（ps：2003年）
“拿下注冊會計師后，一屋子企業高管、券商、投行圍觀你給文件蓋章的畫面，感覺走上了人生的巔峰。”
“在人民大會堂辦年會，有專屬的泊車區域、國賓們才能吃到的大蝦球、高價請來助興的明星。”
然而近幾年，她不得不重新審視審計職業帶來的新流變。
據阿靜回憶，當年的同事，清華北大有之、兩財一貿有之。如今這類學校畢業生，最多拿四大offer保底，雙非畢業的小朋友倒是越來越多。
過去出差，出入都是星級酒店，現在如家、7天連鎖成了標配；本來常有的集體聚餐，也是能免則免。
最近，一則財政部正敦促國有企業終止與四大合作的消息，更是讓過去風光無限的四大，寒意愈發深重。
這讓新一代審計人，上場就是“生存之戰”。
一、蛋糕變小，一個人掰成三個人用
環境的惡化，一直有跡可循。
以“宇宙大行”工商銀行為例，2010-2021年，其資產規模翻番，但審計費一路打折，2022年降至1.04億，縮水35%；地產龍頭萬科同樣如此，審計費占營收比大跳水。
中美關系緊張、中國資本市場日趨成熟下，越來越多中企撤離華爾街，回國上市成為大勢所趨。這對擅長跨國項目的四大來說，不是什么好消息。
蛋糕肉眼可見地縮小，意味著壓榨游戲要加劇了。
周蓓清晰地記得，入職那年中秋節，一個本該花好月圓、闔家團聚的日子，她卻被按在辦公室里“罰站”。
所謂“罰站”，就是“老板不走，我也不能走”。哪怕已經是凌晨3點半，全組人都還在辦公室里挑燈夜戰。
那是一個IPO項目，本來就時間緊、任務重，更不幸的是，老板拖到最后才看底稿，周蓓和同事們只能加班加點清Q（清除審計底稿里的問題）。
實際上，需要處理的問題可能并不難，比如，老板會匡算少數股東損益，并要求周蓓算出來的金額在他預期范圍內，如果金額對不上，周蓓需要按照老板的方法，重算一遍。
但許多類似的問題堆積起來，工作量是驚人的，那一次她們連續通宵了4天，每天都是“日出而息、日出而作”。
長時間的高強度工作，周蓓怨氣爆棚：“他們每提出一個問題，我能感覺自己的臉又黑了一分。”
但第二天早上一來，看到老板還在辦公室里趴著，她又默默把怨氣往肚子里咽了下去。
周蓓曾發誓，等自己升到senior之后，她一定要更合理地安排工作，讓大家都更從容。但這一天真正來臨時，她才發現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她升職后的第一個項目，老板就塞來一個燙手山芋：某IPO項目，需要在2個月時間內盤完40家子公司3年1期的報表。
這明顯是強人所難，要知道，如此大的工作量，小組通常需要干半年，現在相當于一個人要負擔三個人的工作。
周蓓瞬間陷入二十四小時玩命連軸轉的恐懼中，想到小朋友可能更承受不了這種車轱轆都轉冒煙的狀態，她決定申請增加人手。
但老板的回復令她絕望：8個人已經是鼎力支持了，隔壁事務所的同類型項目，只配置了6個人。
實際上，她對結果已經有所預料：“審計費需要覆蓋所有的費用支出，包括人力成本、品牌建設、日常運維、物業服務等，其中人力（含工資、差旅、加班費）是大頭，老板要保證利潤率，沒錢的項目，加人手是癡心妄想。”
但掛斷電話的瞬間，她的淚水還是決堤了——并非有多傷心，她只是需要發泄一下。畢竟，四大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已是共識。
早年，四大的客戶不是大外資，就是國內巨無霸，國有五大行（工、農、中、建、交行），能源三巨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電信三巨頭（移動、聯通和電信），家家都是四大的“肥羊”。
現在，四大已經低下了“高貴的頭顱”。
可以看到，2015-2019年，四大加快本地化，直面內資所的低價競爭，甚至打起價格戰，安永一度被嘲“半價永”。
面對危機和困境，控制“人口”數量和延長工作時間，不過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慣用伎倆罷了。
四大更殘酷的一點在于，在激蕩歲月中，其對員工的“篩選”，也在一步步登峰造極。
二、四大需要的不是人，是執行機器
偌大的會議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不語，坐在中間的何鑫滿臉通紅，渾身冒著冷汗，時不時伸手松一松領帶，來掩飾自己的不知所措。
這是何鑫作為高級審計員，首次挑大梁為一家醫療機構審計的現場，并且是直接向異地合伙人匯報，由不得他不緊張。
但怕什么往往來什么，電話會議一開始，合伙人就犀利地指出報告里的問題：
·驗證指標太少，比如只驗證了期末余額，沒有驗證期間發生額；
·沒有跟業務結合，比如床位收入、醫療服務收入的增長波動及與同業對比情況不明；
·表與表之間的部分數據也勾稽不上，比如明顯增大的數據，附注并未說明是否有新業務。
“這不是挑刺，這是往我心里扎刀。”如果地上有縫，何鑫會毫不猶豫地往里鉆，“這些都是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很關鍵的點，但我什么都不知道。”
何鑫知道自己不能再偏安一隅了。那段時間，他化身“卷王”，無論是凌晨4點走，還是早上9點來的同事，都能看到他坐在桌前拉數據，區別只是旁邊的煙又空了一包。
不過自那之后，何鑫真正懂得了如何為一家公司估值，再有類似項目，處理起來都得心應手，工作第4年，就迅速升到經理，比一般人早2年。
然而，他還沒風光多久，就再次被“打回原形”，甚至差點離職。
“啪”的一聲巨響，高級經理把一沓報告狠狠甩到何鑫面前，然后當著所有下屬的面，對他開噴，“驕傲自大”“態度有問題”等帽子一頂頂往他頭上戴，近1小時的批斗里，何鑫無數次想要原地跑路。
事情起因是，他換到了一個新組，發現報告里有許多地方，并不符合會計準則或估值指引，基于過往的經驗，他對這些內容進行了修改，即使高級經理指出后，依然堅持己見。
“但簽字的人是他不是我，他不需要我的個人想法，執行就完事了。”冷靜下來，何鑫想明白了其中的關竅：四大就像被加了倒計時的集體賽跑，游戲規則下，所有人要“本分”才能不拖后腿。
“當你是老板手里趁手的刀，那你可以順風順水，一旦變成刺頭，就別怪組織無情。”何鑫一針見血道。
對此，詹妮弗也深有感觸。她是降薪跳槽到四大的，因為畢業于一間雙非院校，校招只能去內資所，但“四大夢”還是時不時跑出來作祟，有機會跳槽，她求之不得。
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即使自己的底稿被多次點名返工，詹妮弗都照單全收：“本來就是奔著感受行業最高水準去的。”
可看到考核評分結果的瞬間，她破防了：勤勤懇懇的自己慘遭“delay”（不升不降）！
眾所周知，在四大，審計員通常一年能升一級，不升不降其實就是否定。
對此，詹妮弗倍感委屈：只因為自己是半路加入，工作不如校招生們熟練，就遭到嫌棄。
過去在八大，詹妮弗做一份報告，只需要跟領導匯報一下過程，然后拿出相應的材料，就能過關。到了四大之后，一切都要留痕、可查，形成工作筆記，也就是上文提到過的“底稿”。
如果把審計比作解數學題，在八大時，詹妮弗只需要在答案旁寫下大概思路就行，現在卻要從定理開始寫，每一步運用的公式、得到的結果，統統注釋清楚，把填空題當成解答題來做。
不僅如此，項目負責人、經理、合伙人還會對底稿層層復核、提意見，然后要求清Q。
適應的過程是痛苦的，詹妮弗幾乎每天都要返工，工作量大不說，進度也堪憂。當然，她知道這是自己必補的功課，連續4個月，她總是比其他人早到晚走，沒在凌晨2點前下過班。
“至少我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態度也是積極的。”詹妮弗抱怨，“感覺公司是在挑選最優質的機器，而非最優秀的人。”
但鮮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詹妮弗的苦楚，畢竟在外人眼中，四大人賺得多啊。
三、高薪長假，都是燃燒生命換來的
工作四年，周蓓職級升了三級，工資漲到了2萬7，已經攢夠二線城市一套房的首付。
另外，去年她通過騰挪調換，整整休了3個月的假。年審忙3個月，淡季的時候可以集體放假，且年假也很長——進去一年就有半個月年假，做到高級審計員有3周，經理級別再加一周。
對周蓓來說，每當熬不住、卷不動的時候，想想工資、假期，多少能抵消一些怨氣。
但事實上，她也知道，這些優勢條件，都經不起推敲。
可以看到，近二十年來，（上海）四大的起薪與社平工資的差距在逐漸縮小，2019-2021年，差距幾乎消失，四大從“入職即巔峰”變成了“入職即平均”。
艾倫2014年入職四大的時候，花三分之一的工資，能租到看得見東方明珠的房子，現在花同比例的價錢，得住到三環外了。
他拿當下入職小朋友的起薪算一下，攤到工作時長上，第一年時薪只有60塊，也就一般互聯網大廠一半的水平。
而之所以時薪如此感人，是因為加班費也發生了變化。2003年，一個高級審計員周末加班2天，加班費4000元。但現在同樣的工作強度，無論加班多久，僅按兩個小時算加班費，一個周末只有500左右。
至于休假，看似誘人的休假時長，是年審1個月頂3個月，“燃燒”自己的生命得來的。
采訪過程中，周蓓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專心于吐槽，她熬的中藥都溢出來了。
“我對四大是有感情的，但我的身體不允許我一直在這里做下去。”周蓓無奈說道。幾年的熬夜加高壓下來，身體本就偏弱的她，不僅“喜提”500度近視，還因長期久坐，得了畸胎瘤，現在處于前期調養階段，后面還要做手術。
據周蓓介紹，進四大一遭，誰都逃不過得點職業病。輕則常年滴眼藥水、貼膏藥、神經衰弱，重則腰間盤突出、脊椎病、甲狀腺結節伴隨。
“在四大能堅持到最后的，不見得是最厲害的，但一定是身體好的。”她調侃道。
不僅個人身體岌岌可危，一人工作、全家受累的事情，也時有發生。
周蓓家在郊區，每到年審季，都和家人過著同住屋檐下、兩兩不見面的日子。對此，她媽媽非常緊張，一定要等到她到家，才能安心睡覺。
“通宵的時候，就告訴她我在酒店睡。”周蓓說，但人忙起來，難免會有疏忽的時候。
還是那個馬力全開的IPO項目，她連續熬了一個半月，身體接近麻木，回到酒店倒頭就睡。凌晨5點左右，她被朦朧的手機鈴聲吵醒，接通的一刻腦子瞬間清醒——她忘記給媽媽報平安了。
老太太并未責怪她，確認她沒事就匆忙掛斷睡了，但周蓓怎么也睡不著了，“我非常內疚，也是那一刻清晰地意識到，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四、來去之間
周蓓今年遞交了離職信，試圖挽救全線崩潰的身體和生活。
而詹妮弗、何鑫、艾倫早已揮別四大，散做滿天星：詹妮弗申請了香港的大學，準備深造；何鑫和艾倫都跳槽到了投行，在金融鄙視鏈中更上一層。
“本來就沒有人想在四大干到退休，大家其實是拿四大當跳板。”艾倫早已看透。但他時常會記起在四大的日子，尤其是第一次出差陪客戶喝的那頓酒。
冷菜上桌，西鳳酒作陪，眼窩深陷、頭發略微花白的客戶老大哥，三杯兩盞下肚，話匣子就打開了。
眾人耳聽他酒后碎言，看到一個小小的財務科員，和當年下田的四大團隊一起熬夜奮戰，從輔導期到終于上市，再到業務遍布全球的大型上市公司和行業龍頭，一步步成長為集團財務一把手。
曾有深夜，大哥因為會計處理焦頭爛額，試著給當年的審計員發短信請教，即使那人已經離開四大，還是在夜深人靜時分，回了一份詳細的解答。
說到這，大家眼眶都有些發紅。
艾倫也添了幾分傷感，他沒有親身經歷那段崢嶸歲月，但他能感受到，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
（文中阿靜、周蓓、何鑫、詹妮弗、艾倫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