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日前表示，人口負增長和人口老齡化將從供給和需求端給中國經濟造成沖擊，建議政府從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大幅提升人力資本等方面加以應對，從而贏得改革紅利。

4月10日，蔡昉在華夏基金春季策略上指出，過去兩年，中國經歷了兩個重要的人口轉折點。一是2022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6‰，這是我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而且，這一次中國將進入不可逆轉的人口負增長時代。二是2021年，我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首次超過14%，正式跨入“深度老齡化”社會，2022年末這一比重達到14.9%。

“隨著富裕程度提高，人口負增長、老齡化提高是自然現象。不過，中國有特殊之處，主要是未富先老，人均GDP還沒達到一定水平，老齡化卻達到了一定程度，這給中國老齡化應對來了一定挑戰。”蔡昉說。

他表示，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將從供給和需求側影響中國經濟，也將在社會發展層面對中國產生一定制約。

供給側層面，蔡昉指出，過去10年，中國經濟增速呈現下行趨勢，原因就是供給側沖擊，生產要素不足以支撐經濟增長能力，生產力提高速度也不足以支撐經濟增長。根源就在于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達到峰值，隨后不斷下降。

“勞動力短缺意味著工資的上漲，企業的用工成本就會提高，尤其是對于制造業企業來說，會缺乏優勢。”他說。

此外，蔡昉表示，在勞動力短缺的情況下，企業會會利用資本替代勞動力，提高了資本勞動比，而生產要素組合里資本占比提高會導致資本的報酬遞減，這也意味著企業家的投資回報會減少。

蔡昉進一步指出，和供給側沖擊相比，人口老齡化和負增長對需求端產生的影響更加不容忽視。特別是在出口動力減弱的背景下，中國更希望依靠消費來為經濟增長助力，而人口負增長會削弱消費的景氣度。

“中國老齡人口的收入是減少的，但還存在對子女的義務，這就導致消費有后顧之憂。同時，即使是就業人口也面臨壓力，現在的養老金體制是現收現付機制，是工作的人（支付）給退休的人，年輕人擔心當自己退休后沒有那么多勞動年齡人口支撐退休人口了，所以自己必須要儲蓄。”他說。

除了供需兩側，蔡昉指出，人口減少可能導致的社會問題也需要關注。比如，目前老年人口的撫養比在不斷提高，預計2022年到2035年是快速提高期，這意味著現行所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都有可能面臨支付危機。

對于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帶來的種種問題，蔡昉認為，可以通過政策調整、制度建設來應對，從而贏得改革紅利。

首先是建立中國式福利國家。“這是必然要走的路，也是一個發展規律。很早以前一位德國經濟學家發現，隨著人均GDP水平的提高，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會顯著提高，政府支出提高最快的時期是在人均GDP在1萬-2.3萬美元區間，這就是中國從現在到2035年的歷程，這可以被稱為是瓦格納加速期。”

其次是加快戶籍制度改革，提高城鎮戶籍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蔡昉表示，目前我國城鎮化率達到65%，但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要低一些，兩者之間差了約18個百分點。提高城鎮戶籍人口占比，不僅可以擴大勞動力供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潛在增長率，還可以提高收入、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穩定社會總需求。

三是大幅提高人力資本。“可以把義務教育向前和向后分別延長三年，這是有意義的。資金不是問題，關鍵在于有沒有這個決心。”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