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趙孟 實習記者 梁珺怡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中國出現近60年來首次人口負增長后，2022年各省份人口變動情況格外引人關注。

截至目前，已有29個省份發布了年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并公布了常住人口相關數據。對于尚未發布公報的寧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界面新聞從兩地統計局也拿到了相關數據。

在全國人口負增長背景下，省際人口變動版圖呈現出哪些趨勢？對制定生育支持政策又有何啟示？界面新聞梳理31個省份完整的人口數據發現，雖然2022年有17個省份常住人口依然增加，但人口自然增長為負的省份已升至20個，這意味著2022年多數省份實際是依靠省際間的人口競爭實現了常住人口增加。

從自然增長率指標看，人口自然增長為正的省份多數分布在更重視傳統生育文化的南方和西部省份，顯示經濟水平并非生育意愿的決定性因素。人口專家指出，這對“越發達，越少生”的觀點提出了挑戰，也提醒決策者在制定支持生育政策時，除了考慮生養子女的經濟負擔，也不能忽視生育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

東北三省和京津冀人口同時減少

從常住人口規模看，廣東省繼續穩坐第一把交椅。

2022年，廣東省常住人口為12656.8萬人，占全國人口總量的8.97%，常住人口數量繼續保持全國第一位。其中，戶籍人口為10049.7萬人，增加102.8萬人，增長1.03%，成為全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同時達到過億體量的省份。

2007年，廣東省人口首次超過河南省，成為全國第一人口大省，這一地位已維持了15年。2022年，山東省常住人口為10162.79萬，比廣東省少2000多萬。河南省則以9883萬人，位居全國第三。

從增長量上看，2022年浙江省常住人口增加37萬，位居全國首位。緊隨其后的是安徽省和江西省，分別以14萬和10.58萬位居第二、第三。

在全國人口負增長背景下，常住人口的增減很大程度上反應了地區經濟的發展和對人口的吸引力，因而廣受關注。2022年，中國共有17個省份常住人口增加，但除了位列前三的三個省份增長數超過10萬，其余省份增長量均在10萬（含）以下，4個省份增長量在1萬左右，這顯示2023年這些省份極有可能出現常住人口負增長。

值得注意的是，常住人口增加的省份既有經濟發達的東部省份，也有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除上海市外，長三角地區的浙江省、江蘇省和安徽省常住人口均保持增加；同時，西部省份四川省、云南省、寧夏自治區、青海省等常住人口也有小規模增長。這顯示，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與勞務輸出地人口回流現象，在2022年同時存在。

此外，東北三省和京津冀地區常住人口在2022年都出現減少。遼寧省常住人口減少最多，為32.4萬。而東北三省2022年常住人口總共減少86.08萬。

人口自然增長受出生和死亡數影響，反應人口規模變化的長期趨勢。如果人口自然增長數為負，意味著人口增長慣性可能已經耗盡。

界面新聞梳理發現，2021年，中國有11個省份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2022年，自然增長率為負的省份迅速上升為20個。（注：天津市只公布了2022年常住人口和城鎮人口等數據，未公布出生、死亡相關數據，以及自然增長率。天津市統計局向界面新聞解釋，該指標并非必須要公布的指標，因而未體現在公報中，但對方明確，天津市2022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也為負）

作為人口大省，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長率62年來（自1961年開始）首次出現負增長。2022年末，河南全省常住人口為9872萬人，比2021年末減少11萬人；出生人口73.3萬人，出生率為7.42‰；死亡人口74.1萬人，死亡率為7.50‰；自然增長人口為負0.8萬人，自然增長率為負0.08‰。

對此，河南省統計局發布的解讀文章認為，受育齡婦女持續減少、生育觀念變化、婚育推遲、人口外流和人口老齡化等多方面因素影響，2022年全省出生人口持續減少，死亡人口增加，導致自然增長轉負。

17個省份常住人口增加的同時，20個省份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意味著多個省份常住人口的增加只能依靠機械增長實現。機械增長一般指人口的流入。對此，人口學專家認為，在國際移民可以忽略不計，全國人口進入負增長的背景下，依靠省際間人口流動帶來的機械增長，長期來看無法持續。

界面新聞注意到，在17個常住人口增加的省份中，有9個省份的自然增長率為負，其中既有經濟發達的江蘇省，也有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云南等省份。

人口回流導致常住人口明顯變化

各省份常住人口增加或減少的原因也不完全相同。

作為人口流入大省，2022年廣東省常住人口減少28萬人，而2021年末，廣東省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60萬。4月2日，廣東省統計局發文以《2022年廣東常住人口繼續穩居全國之首 穩定增長可期》為題，對人口數據變化進行釋疑。

文章稱，“七普”數據顯示，廣東流動人口總量全國第一， 廣東外來人口總規模高達2962.2萬人，占總人口的23.5%，位居全國之首。2022年，廣東省外流動人口減少69.2萬人，這是在2022年廣東疫情散發多發的因素影響下，省外流動人口暫時回流返鄉的階段性現象。作為外省務工人員輸入大省，廣東省外流入人口來源地前五省份分別為廣西、湖南、河南、湖北、四川，由于2022年廣東疫情防控政策持續時間較長，多地外省務工人員回流返鄉。

根據2022年手機信令大數據情況，廣東手機信號流出量大于流入量。廣州自2022年10月以來，不同區域相繼有疫情發生，后期疫情波及全省大部分地區，且臨近年底，部分省外流動人口選擇了暫時返鄉。　

文章稱，隨著防疫手段調整，廣東社會經濟發展將逐步恢復正常，跨省流動人口將繼續選擇流入廣東。據運營商手機信令大數據顯示，2023年1月返鄉的跨省流動人口，2月已有84%回流廣東。廣東省統計局表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廣東人口規模及其結構優勢將長期保持穩定，勞動力資源依然豐富，常住人口保持長期穩定增長趨勢不會改變。預期2023年廣東常住人口將逐步恢復穩定增長。

因防疫政策調整導致人口流出，進而使常住人口減少的還包括西藏自治區。界面新聞從西藏自治區統計局獲悉，2022年末西藏常住人口為364萬人，比上一年減少2萬人，自然增長率為8.76‰。而2021年末全區常住人口總數為366萬人，比上一年增加1.19萬，自然增長率8.70‰。自然增長率為全國最高。

對此，西藏自治區統計局有關人士向界面新聞解釋，西藏常住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是因防疫政策調整后，大量務工人員外流。據介紹，2022年8月西藏自治區出現疫情，人們出行受限，10月份政府開始派發“離藏卡”，很多外省人員獲準離開。11月1日，按照有關統計法規，統計部門開展年度人口抽樣調查。調查人員發現，一些住戶房門被鎖，已經離開。

后期，調查人員核對人口結構數據發現，流出的多數是勞動年齡人口。此外，調查人員還會同防疫、民政等部門評估數據，最終認為，常住人口減少系人口機械增長（轉負）所致，屬特殊時期的暫時性現象。

流動人口從工作地回流到戶籍地的結果，使一些人口流出省份常住人口出現增加。以重慶市和安徽省為例，兩地2022年人口自然增長均為負，但常住人口均出現增加。

2022年末，安徽全省常住人口為612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4萬人，但安徽省的自然增長率為-0.93‰。安徽省統計局人口統計處人士向界面新聞介紹，安徽省一直是人口流出大省，但近些年出現人口回流，導致常住人口正增長。一方面是由于安徽省經濟發展較好，就業機會增加，另一方面是受疫情影響，一些人選擇回到家鄉工作。

重慶全市2022年末常住人口為3213.34萬人，比上年增加0.91萬人，自然增長率為-2.11‰。重慶市統計局局長黃可在隨后發布的解讀文章中認為，重慶人口集聚力持續提升，農民工返鄉創業效果持續，他列舉的另一組數據顯示，重慶市2022年流出市外人口為403.53萬人，比上年下降2.2%。

一些人口學專家向界面新聞表示，人口回流導致的常住人口明顯變化，是2022年省際人口變化最重要的特征，而疫情被認為是主要影響因素。

2023年各個省份常住人口如何變化，或將與這部分回流人口的遷徙選擇有關，這也取決于人口流入大省的經濟和就業恢復情況。

11省份人口自然增長率因何為正？

人口自然增長率是出生率與死亡率之差。人口學專家何亞福告訴界面新聞，“七普”數據顯示，中國的生育率呈現出南方高于北方、西部高于東部的特征。這與人口自然增長率基本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區域的生育意愿差異。

31個省份中，東北三省自然增長率墊底，黑龍江省最低，為-5.75‰，遼寧省為-4.96‰，吉林省為-4.07‰。

人口自然增長率為正的11省份分別是廣東、浙江、海南、福建、江西、廣西、青海、寧夏、西藏、新疆和貴州。西藏自治區的自然增長率最高，為8.76‰，其次是寧夏自治區的4.41‰。值得注意的是，廣東的常住人口雖然減少較多，但人口自然增長依然保持在3.33‰的較高水平。

有一種觀點認為，“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認為經濟越發達的地區，人們的生育意愿就越低。但是，這種觀點并不完全符合2022年的現實情況，也無法解釋為何中國南方的生育率普遍高于北方。

何亞福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和生育意愿的關系很復雜，無法簡單地認為二者是正相關或負相關。影響生育的因素很多，如果分析經濟水平與生育意愿的關系，就需要找到兩個地區的其他條件完全相同，只有收入水平不同，才能進行可靠的研究。但現實中很難找到這樣的案例。

不過，他引用美國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丹·布萊克(Dan A. Black)等人在2013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20世紀70年代中期，生活在美國阿巴拉契亞煤礦地區（包括俄亥俄州、賓夕法尼亞州、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亞州的縣）的人們經歷了一次能源價格上漲，研究人員對煤炭儲量不同縣的人們的收入與生育意愿的研究顯示，伴隨著收入的增加，富煤縣男性的收入提高，生育率也隨之提高。研究人員發現，收入增加10%會導致出生率增加8%。這對過去認為“越窮越生，越富越不生”的觀念提出了挑戰。

何亞福認為，相比從經濟發展角度解釋生育意愿，從一個地區人們對待生育的態度，即生育文化的視角來分析生育意愿的強弱，或許更接近事實。仔細觀察，11個自然增長率為正的省份，不管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低，其傳統文化對待生育的態度都更積極。

何亞福長期居住在廣東湛江。他介紹，中國傳統文化重視家族、家庭，因而更傾向于“多子多福”，廣東省對傳統文化的保存較完整，祠堂隨處可見。在湛江，農村每年都要過“年例”，相當于一個村子的生日，比過年還要隆重。湛江農村家庭幾乎都有兩個孩子。

相比內陸地區，廣東省群眾依然保持相對旺盛的生育意愿。2022年，廣東省出生105.2萬人，出生率8.30‰。廣東連續三年成為唯一一個出生人口超100萬的省份，連續五年成為第一生育大省，顯示廣東省人口“基本盤”依然穩固。

另一位人口統計專家告訴界面新聞，廣東省作為改革開放的先驅，過去在生育政策執行方面有所不同，在1998年之前廣東農村一直施行二孩政策，直到1998年以后才施行“一孩半”（即第一個孩子為女孩的，可以生第二個孩子），因此廣東省的生育率一直較高。此外，廣東省特有的“潮汕文化”，也更加重視家族，重視生育。

浙江省的私營經濟一直比較發達，尤其是“溫州模式”崛起，家族生意需要人繼承，因此生育意愿也較高。但其他省份，“多子多福”的傳統生育文化已經發生徹底轉變。由此該專家認為，現行生育支持政策除了關注生育的經濟成本外，還應該在塑造新型生育文化方面有所作為。

這位專家表示，人口學界曾做過研究，中國人的生育觀念轉變，與人口年齡結構、城鄉結構等多種因素有關，不同地區存在梯度差異。東北比全國早10-15年，漢族地區比少數民族早10-15年。從目前的數據變化看，基本符合這一趨勢。

寧夏自治區統計局提供的數據顯示，2022年寧夏常住人口為728萬人，比上一年增加3萬人，自然增長率為4.41‰。寧夏自治區過去十年的增長率也高于全國。“七普”數據顯示，寧夏全區常住人口為7202654人，與“六普”數據相比，增長14.30%。而全國“六普”到“七普”人口的增長率僅為5.38%。

1984年，中共中央7號文件規定，人口在1000萬以下的少數民族，一對夫妻可以生育兩個子女，某些情形可以生三個子女。寧夏自治區統計局人士向界面新聞解釋，寧夏少數民族比例較高，獨生子女時代生二孩的比例就比較高，人們的生育意愿比較強，這是寧夏人口自然增長率較高的原因之一。

何亞福指出，西部一些省份人口自然增長率較高，并非是“越窮越多生”的結果，而是這些地區多數屬于民族省份，一孩時代受到生育政策的限制較小，某些地區依然能保持民族傳統中重視生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