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辛圓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王一鳴表示，消費進一步恢復受到居民收入預期和消費信心不足、房地產市場調整以及人口因素制約。他建議政策發力和深化改革相結合，把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發揮出來，開啟新一輪增長周期。

王一鳴在國經中心周一舉辦的“經濟每月談”上指出，近段時間來，線下消費加快恢復，商品零售持續回升，特別是“五一”期間餐飲、旅游消費已恢復到2019年水平。不過，如果考慮到去年基數因素從兩年同比來看，3月份消費同比增速僅為3.3%，4月更是回落至2.6%。

他強調，消費不只是消費本身，也會影響到經濟的恢復進程。“當前需求不足仍是經濟運行持續好轉面臨的主要矛盾，需求不足主要體現在消費需求不足，這反過來會影響供給端，使得部分行業供大于求，企業去庫存的壓力會增大，盈利也會下降。此外，消費恢復滯后也增大了價格下降的壓力，這反過來會影響企業利潤和擴大投資的意愿。”

王一鳴表示，消費持續恢復受到短期和中長期多方面因素的制約，首要因素就是居民收入和消費信心。

“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3.8%，比GDP增速要低，從前四個月數據看，耐用消費品比如汽車、通訊器材類商品的恢復都不夠理想，這背后反映出居民收入預期和消費信心不夠強，這些支出金額比較高的產品受收入影響較大。”他說。

他表示，恢復和擴大消費有賴于居民資產負債表修復。過去三年疫情導致居民資產負債表受損嚴重，特別是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通過財富效應對居民消費造成沖擊，這導致儲蓄意愿更為強烈，形成了規模較大的超額儲蓄。

除上述因素，王一鳴指出，人口總量和結構對消費增長的影響不容忽視。

“去年中國人口減少了85萬人，老齡化也在加劇，人口負增長將通過人口總量減少影響消費需求總量，而老齡化將會降低居民消費傾向，對恢復和擴大消費需求形成制約。”他說。

王一鳴表示，當前全球經濟低迷，通脹雖有回落，但仍處高位，美歐收緊貨幣政策態勢并未改變，中國出口下行壓力依然存在，加之很多國家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我國外貿同時受到周期性和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在此背景下，擴大國內消費對經濟平穩運行至關重要。

他建議，從四個方面著手，將政策發力和深化改革相結合，破除制約消費增長的體制性障礙，釋放中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

一是創新擴大消費的政策工具。“1998年中國提出擴大內需戰略以來，為適應當時城鎮化發展的要求，政策重點以擴大投資為主，形成了一整套擴大投資的政策框架，但擴大消費手段和政策工具有限，接下來要完善擴大消費的體制機制，具體如何創新，需要在實踐中去不斷探索。”他說。

二是完善助企紓困政策。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對房租水電給予補貼，金融機構也要加大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幫助小微企業恢復元氣。通過這些措施創造擴大就業崗位，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我們一直強調提升消費信心，消費信心來自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和資產負債表的改善，而收入增長取決于穩定的就業，民企和中小企業是創造就業的主力軍，如何在經濟恢復的窗口期回應市場關切，保護民企的產權和企業家權益，提升民企和企業家信心，對增加就業很重要。”王一鳴說。

三是突出重點領域，激活汽車和居住類消費。從供給端看，政府加大了對頭部房企的融資支持，但市場回暖有賴于需求端恢復，接下來要因城施策支持剛性和改善型居住需求，研究支持需求端的措施，可以適當降低按揭貸款利率，促進房地產消費回暖。從汽車消費來看，過去很多城市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到底是通過擴大城市路網和停車場來緩解擁堵壓力，還是在供給端限制，這是兩種思路，需要進一步研究。

四是以改革創新來激活潛在消費需求。王一鳴指出，中國有3億農業轉移人口進入城市，占城鎮就業比重達到60%，但在城鎮落戶、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務方面受到很多因素制約，如何加快戶籍制度和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農民工的城市落戶通道，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對激發消費需求意義很大。

“根據經合組織（OECD）團隊的研究，這部分人群，如果能夠給他們提供和城市居民相同的公共服務，人均消費支出會增加30%，3億人增長30%的消費是巨大的消費潛能。”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