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攝影家劉香成的首個大型回顧展“劉香成 鏡頭·時代·人”昨日在浦東美術館開幕。作為浦東美術館開館兩年以來的第一個攝影展，本次回顧展是劉香成迄今為止展出體量最大的一次，近200件作品中超過半數為初次展出。這也是他首次將視角擴至全球地區，為國內觀眾帶來攝于中國之外的作品。

大學最后一年選修《生活》（Life）雜志著名攝影師基恩·米里（Gjon Mili）的攝影課，被后者慧眼識珠走上攝影道路開始至今，劉香成的攝影事業已有了近五十年時間。1978年，27歲的他成為《時代》（Time）雜志在中國的第一位常駐北京的外籍攝影記者。在先后為《時代》和美聯社服務的17年里，他的足跡遍布中國、美國、印度、韓國、前蘇聯、阿富汗等地，見證了20世紀諸多里程碑式的歷史事件。

劉香成告訴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過去三年他一直在整理自己的文獻，在這個過程中，一個心愿愈發強烈，就是讓中國觀眾了解他在其他文化語境中的見聞、生活和工作。在本次展覽中，觀眾將通過劉香成鏡頭中的人、物與景，觸摸到20世紀下半葉宏大歷史事件和微觀個人生活夾縫間的吉光片羽：北京第一家模特公司成立后，模特們青澀卻自信的腳步；挑著扁擔進城的農民進過上海南京路上最早的廣告牌；在空無一人的故宮中坐著的溥杰；蘇聯解體前最后一個勞動節，在莫斯科紅場的政治海報前留影的老人與年輕人；在阿富汗戰場上手擒玫瑰的蘇聯士兵……

攝影師需要有“余裕”，在過日子中去傾聽、交朋友、了解社會

“這張照片看上去很普通，但對我影響太大了。”在展廳中，劉香成指著墻上的一張照片對界面文化記者說。那是一個我們司空見慣的晨練場景：照片中面對鏡頭的一位老人身穿白色襯衫，正在打太極。他的左臂纏著黑紗。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是1976年，當時劉香成接受《時代》雜志拍攝毛澤東葬禮的委托從巴黎趕往廣州，在廣州期間，他拍攝了一組廣州市民的照片，這是這組照片中的其中一張。“廣州居民戴著黑紗追悼毛主席的去世，那時候我看到他們的身體語言，感覺到改革開放可能會發生。那十天在廣州，決定了后來很多事情。”

那是他中國紀實攝影的開端，也是中國觀眾最熟悉的那部分劉香成。但其實劉香成在其他國家也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甚至有過不少驚險異常、千鈞一發的經歷，比如在巴基斯坦，他曾被街頭暴徒和警察騷擾，后者對來自外國的攝影師疑心重重；他也曾被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分子用槍指著威脅，有一次，他與一位法國記者同行，兩人交換了位置沒多久，一枚子彈就竄進車廂擊中了對方，雖然沒有造成致命傷，但數十年后回想起來，劉香成依然心有余悸。

展覽紀錄片中，一位熟悉劉香成的評論者表示，劉香成在拍攝中國時展現了一種特殊的“雙重優勢”，他既有對革命時期中國的切身體會，也有在海外接受教育所帶來的國際視野，“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雙重視角是他鏡頭下的當代中國如此令人難忘的重要原因。在劉香成看來，“局內人”的視角或許在他的中國攝影作品中體現得最為明顯，但對他而言，成為一位優秀攝影師的關鍵還不在此。

關鍵在于擺脫追逐突發事件、“快進快出”（parachute in, parachute out）的記者慣常狀態，在一個國家真正生活下來，去傾聽、去交朋友、去了解社會。劉香成回憶道，他作為攝影特派員通常會在一個國家待四五年時間，在這樣的“余裕”（leisure）中，他得以結識許多朋友——特別是年長的朋友——聽他們講述他們的人生故事，分享他們的觀察。他認為，這種工作方式比快進快出的工作方式更能讓攝影師抓住一個陌生社會的微妙細節。展覽中展出的一張拍攝于印度的照片即為一例，“如果我不了解印度的種姓制度，我可能就不會那么敏感地看到一個‘不可接觸者’俯身為荷蘭女王（注：荷蘭前女王貝婭特麗克絲曾于1986年訪問印度）換鞋。因為如果你沒有浸淫于這種文化中，有些景象就不會那么突出。你可能就會滿足于拍一張女王的照片。”

在克里姆林宮，劉香成還為兩位清潔女工拍攝了一張照片。他覺得，這兩位衣著樸素的婦女與如此富麗堂皇的沙俄宮殿構成了一種微妙的對比，揭示了某些在生活中司空見慣卻恒定存在的東西。“如果你生活在這里，這些東西都會向你傳遞信號。你會想，如果我把我收到的這些信號都用鏡頭捕捉下來，也許我能呈現一個更微妙豐富的社會。”劉香成在前蘇聯的經歷見證了他攝影生涯的高光時刻。1990年，劉香成被美聯社派駐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晚，劉香成混入克里姆林宮，在戈爾巴喬夫發表完那番舉世震驚的演講、將演講稿猛地扔到桌上的那一瞬按下了快門。第二天，這張照片出現在了全球各大報紙的頭版。

能拍攝到重要歷史瞬間的前提是攝影師的“在場”。劉香成回憶起《新聞周刊》（News Week）攝影記者彼得·特恩利（Peter Turnley）的一則軼事。他們第一次見面是在1989年的北京，劉香成被派駐莫斯科后，他們又在巴黎的美國領事館相逢。特恩利告訴劉香成，真希望有朝一日能去蘇聯住一段時間。劉香成回答，彼得，當你下定決心的時候就太晚了。這一對話發生的次年，蘇聯解體，劉香成因那張著名的戈爾巴喬夫照片獲得1992年普利策現場新聞攝影獎。

“很多人認為，攝影師不就是拿個相機去拍照么？其實你想想作家是如何工作的——作家需要描述情緒、事件背景、人物、歷史等等，需要有消化各種材料、最終形成觀點的過程。這是作家所做的事。但如果你認為攝影師就不需要做這些了，那你就犯了一個大錯。”劉香成說。

社交媒體時代給攝影師帶來了諸多挑戰，但好作品的創作原則是不變的

在近半個世紀的攝影生涯中，劉香成同樣見證了攝影技術的快速發展。本次展覽的“后記”部分展示了劉香成曾經使用過的無線電發射器、衛星電話等模型。在必要時，劉香成甚至還要設法為這些設備發電，他也在許多意想不到的地點沖洗過照片，比如上海錦江飯店的客房洗手間——展覽中特地還原了這一場景。對于習慣了數碼攝影的我們來說，曾經的攝影師需要背著如此笨重的設備奔赴報道前線或許已經是難以想象的了，但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有了先進技術的加持，如今的攝影師工作就更輕松容易。

在前互聯網時代，流通的照片數量很少，攝影師需要精心設計自己的作品，在照片中盡可能提供最豐富的信息與細節。劉香成注意到，在如今這個每個媒體網站上都有圖集的時代，圖片龐大的數量本身淹沒了圖片的細節，對攝影師來說，手持一臺一張記憶卡能容納七八百張照片的數碼相機，與手持一臺一次只能拍攝36張照片的膠片相機，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劉香成年輕時的拍攝習慣是“少按快門，多觀察”，他在一次外出拍攝中從來不會用盡膠卷。但技術改變了攝影師的眼光，這不僅是因為社交媒體要求更多而非更好的照片，也是因為當今的媒體往往還會要求攝影師在拍攝照片之余還要拍攝視頻，

“這可能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如果你拍攝的是視頻，你看到的是一個連續體，你思考的不是一個鏡頭一個鏡頭、一個構圖一個構圖的畫面，這是完全不同的工作。我用照片講述故事的方式和一個導演、一個影像制作者通過連續的畫面和聲音講述故事的方式是非常不同的。”

劉香成同樣也承認，他擔任攝影記者時所享受到的“余裕”是如今的記者夢寐以求的奢侈——今天的媒體機構很難給予記者那么多的資源去生活和觀察當地社會。“舉個例子，我剛到莫斯科的時候，美聯社聘用了一位俄羅斯女老師教我俄語。這樣的事在當時很常見，但今天我從未聽說過哪家媒體能提供這些。”

雖然技術手段和媒體生態都發生了變化，但劉香成認為，好作品的創作原則是不變的，對內容創作者來說依然需要用好故事證明自己。張彤禾（Leslie T. Chang）是他特別欣賞的一位寫作者，他說，張彤禾利用周末空閑時間跑深圳和東莞寫出了《工廠女孩》（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其重要性早已遠超她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的任何報道。

“這就是我想說的一個例子，這樣的例子雖然如今變少了，但依然存在，”劉香成說，“她的事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決心、興趣和好奇心的基礎之上。我想對于攝影師來說也是如此。是的，環境變化了，經濟形勢變化了，但發現故事的方法沒有變，對好故事的需求也從未如此旺盛——這是一個人們希望文字越少越好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人們對假新聞有越來越強的反叛心理的時代。”

劉香成表示，在本次展覽中展示的這些攝影作品中，只有不到1%是見報的新聞圖片。他從成為駐外記者伊始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目標，講述新聞之外的“更大的故事”，而不僅僅只是盯著新聞發布會、洪水或孟加拉國的龍卷風這樣的“新聞事件”。“所以，最終事情還是取決于你如何面對自己的工作。”

“回顧我的工作經歷和過去的生活，我希望鼓勵人們不要被‘不可能’的想法固化思維。這場展覽希望讓觀眾在離開時心想，原來攝影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