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趙孟
界面新聞編輯 | 翟瑞民
2023年6月30日,旅游服務平臺攜程集團宣布推出針對全球員工的生育補貼政策——“程二代程長禮金”,從2023年7月1日起,入職滿3年的全球員工,不論性別,每新生育一個孩子,將獲得每年一萬元的現金補貼,發放至孩子滿5周歲后終止。經初步測算,攜程計劃未來投入10億元生育補貼,用于激勵員工生育。
界面新聞不完全統計,三孩生育政策實施以來,經媒體報道全國已有近10家企業發布生育支持政策,從假期、現金補貼、彈性辦公方式等方面創建友好生育環境,企業出臺生育支持政策漸成常態。攜程集團此次推出的生育補貼政策,是互聯網企業中補貼最高、力度最大的。人口學專家表示,隨著越來越多知名企業加入到支持生育的工作中,未來企業將在構建友好生育環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2021年5月31日,中央正式出臺三孩生育政策,隨后在7月20日,《關于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發布。這份文件提出,將生育友好作為用人單位承擔社會責任的重要方面,鼓勵用人單位制定有利于職工平衡工作和家庭關系的措施,依法協商確定有利于照顧嬰幼兒的靈活休假和彈性工作方式。
公開信息顯示,2021年12月,阿里集團宣布響應國家號召延長產假,首創了7天全薪陪伴假、20天全薪服務假等福利。快手也宣布調整員工福利,新增了生育禮金,分為三個等級:1000元、2000元及3000元。
2022年1月,上市公司大北農集團宣布,將在企業內部獎勵生育,員工生育第一孩獲獎3萬元,第二孩能獲獎6萬元,第三孩獲得9萬元。以此計算,一個三孩家庭可以從公司獲得18萬元的獎勵。
2022年3月,廣東簡一集團發布內部公告,宣稱為積極響應國家三孩政策,鼓勵員工生育,提高員工福利待遇,決定對生育三孩的職工,給予人民幣51000元獎勵。該公司有關人士當時回應界面新聞表示,一方面是公司本身具有支持生育的理念,另一方面是響應國家政策號召,承擔社會責任,“企業本身也是社會的一個器官”。
此外,遼寧一家主要從事技術服務與經濟信息咨詢的企業微神馬科技有限公司也宣布,將加強對企業員工在職期間生育孩子的獎勵政策,通過調整后的生育獎勵政策測算,包括一次性生育獎勵和育兒補貼在內,公司員工在職期間連育三孩將有可能累計獲得超過13萬元的企業內部獎勵。
不久前,上市公司僑銀股份發布《關于提高員工生育福利的通知》,為公司新生育員工報銷其子女0至3周歲期間的奶粉、紙尿褲等日常花費,承擔新生二孩員工的公立幼兒園學費,給予生三孩員工一次獎勵10萬元。
攜程集團創始人梁建章也是著名人口學專家,他很早就在企業內部推出鼓勵生育舉措。自2015年12月起,攜程集團同時發布了孕期交通費、生育禮金和生育醫療補貼等福利,并在此后陸續增加了孕婦躺椅、輔助生育以及母嬰室等10余項福利。在此次生育補貼政策出臺前,攜程年均在生育福利上的投入近800萬元。
此外,2022年3月,攜程還推出“3+2混合辦公”,即每周3天在辦公室,2天在家遠程辦公。攜程對此解釋,這既是疫情防控所需,更為緩解員工照顧家庭、帶孩子的壓力,對促進社會生育率的提升也有幫助。
梁建章認為,家庭財稅補貼應該是先行的措施,因為最容易實施也是見效最快的。他建議至少用GDP的2%-5%來鼓勵生育,這樣生育率才能提升到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1.6左右。梁建章在剛出版的新書《人口戰略》中測算,如果按照GDP2.4%來補貼,即每孩每月補貼1000元,每年可以多生240萬個孩子。攜程集團表示,生育補貼就是一種探索,旨在帶動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源投入該領域。
企業如何有效支持生育,此前也曾引起各界關注。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建議,目前各省均延長了產假,但若延長產假的成本由企業負擔,可能導致企業盡量不招聘女職工。因此,國家財政應承擔延長產假的成本,消除就業市場中的性別歧視。全國政協委員、安徽省政協民族宗教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穆可發也建議,生育成本由國家、企業和家庭共同分擔,應利用政府補貼、稅收減免手段等多種措施,適當分擔用人單位的成本。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西南財經大學教授楊成鋼告訴界面新聞,一些企業根據自身理念和經營情況,給予生育家庭獎勵,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政府層面出臺的鼓勵政策,比如延長產假等,更多成本均由企業承擔,對于一些以女職工為主的企業來說,可能帶來較大負擔。楊成鋼表示,對于一些生育成本負擔較重的企業,比如南方的一些制衣廠、電子廠等,政府應該在稅收、用工等方面給予支持。一項可持續的鼓勵生育政策,成本應該由政府、企業和家庭共同分擔。
為有效掌握各地生育假期的落實情況及由此帶來的用工成本,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企業生育成本負擔對女性就業的影響”課題組在2022年9—10月對除青海、西藏外28個省(區、市)的1043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人員(簡稱“HR”)進行了問卷調查。
調查顯示,超過3/4的被訪企業執行了哺乳假政策,6成以上的被訪企業落實了陪產假政策,近3成被訪企業執行了育兒假政策。總體而言,被訪企業對哺乳假、陪產假政策落實率較高,對新增設的育兒假和延長產假政策的落實率偏低,并普遍反映生育成本負擔較重。
課題組專家建議,在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進程中,針對各地被訪企業的生育假期政策落實、生育成本負擔偏重、減負呼聲強烈等問題,相關部門應高度重視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及其對生育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結合國際經驗與教訓,及時建立并完善用工成本分擔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