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據(jù)俄新社、塔斯社12日援引法國媒體消息報道，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去世，終年94歲。

米蘭·昆德拉著名的作品包括小說《玩笑》《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等。他一直以來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但生前并未獲獎。

背井離鄉(xiāng)者的文學

1929年4月1日，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大城市布爾諾（Brno），他從小受到音樂家、鋼琴家父親的影響，學習鋼琴和作曲。大學時代先在捷克查爾斯大學藝術系主修文學與美學，后來又去布拉格表演學院電影系改修導演與劇本寫作。

1968年，昆德拉參與了“布拉格之春”運動，在運動被鎮(zhèn)壓后不久被列入黑名單，作品在捷克全部被禁。1975年，昆德拉流亡法國巴黎。他在法國完成的《笑忘錄》講述了在蘇聯(lián)人占領之下的普通捷克人的生活，奠定了昆德拉流亡時期作品的基調。在《笑忘錄》出版后，捷克政府剝奪了昆德拉的國籍并禁止該書發(fā)行。

流亡11年后，昆德拉第一次用“法國作家”稱呼自己，出版了用法語寫作的評論集《小說的藝術》，法語自此代替捷克語成為了他創(chuàng)作的第一語言。2019年，他重獲捷克公民身份。

法國文學譯者余光中曾在一次活動中評論昆德拉的創(chuàng)作脈絡與其流亡生涯的關系：“昆德拉是一個背井離鄉(xiāng)的作家，用母語寫作要經過很多審查，到法國以后試圖用法語寫一些隨筆，慢慢就試圖把他自己跟作品進行某種割裂，把以前的作品和后來的作品進行某種程度的梳理，排斥掉一些東西，又留下一些東西。我總覺得他心里有一個解不開的結——到法國后他更加強調他作為小說家的身份，而不是不同政見者。”

從《笑忘錄》開始，昆德拉小說的政治性因素漸漸減少，直至消失，但他仍在廣闊的哲學語境中思考政治。昆德拉的作品常常將自己置身于小說之中，與自己的創(chuàng)作進行互動，并多在愛情與政治、笑與思、輕與重之間交織展開。

1984年，昆德拉最具影響力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出版，小說描述了捷克人在“布拉格之春”事件后的困境。1988年，這部小說被美國導演菲利浦·考夫曼改編成電影（中文譯名《布拉格之戀》），大獲成功。

反對哲學標簽，拒絕自我暴露

米蘭·昆德拉論述小說的藝術，區(qū)分學術、哲思與小說藝術的關系，盡管他的作品頗具哲學意義，但他不愿自認為是哲學家，甚至不愿自稱哲理小說的作者。他曾說，“我太害怕那些教授了，對他們而言，藝術只是哲學與理論思潮的衍生物。小說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無意識，在馬克思之前就知道階級斗爭，在現(xiàn)象學家之前就開始實踐現(xiàn)象學。普魯斯特不認識任何一位現(xiàn)象學家，可他的現(xiàn)象學描寫多么精妙！”

對他而言，小說拒絕任何刻板的思想，在對存在的探索上勝過哲學，哲學家做出斷言，而小說家提出假設。他不喜歡哲理小說這個表達，“我什么都不想證實，只是考察問題：什么是存在？什么是嫉妒、輕率、眩暈、軟弱、愛的沖動？”小說的智慧就在于將世界作為一個復雜而含混的實體來思考，因此，這是一種不確定的智慧、一種相對真理的智慧。

米蘭·昆德拉曾在70年代初曾做過一陣占星作家，這是他擺脫困境的方式，他的占星專欄當時也被各種各樣的人廣泛閱讀。在小說《笑忘錄》中，他讓自己作為角色出現(xiàn)，也透露了占星家的職業(yè)細節(jié)。

自我暴露僅此而已，昆德拉一向拒絕向公眾展現(xiàn)自己的私人生活，對文學告白的可靠性始終持批判態(tài)度。他曾與英國國家伊恩·麥克尤恩探討認為，發(fā)生在政界上層的事情也會出現(xiàn)在私人生活里，喬治·奧威爾描寫了一個由政治權力決定真理、決定應被遺忘之事的世界，而作為小說家，他感興趣的是其他東西。

“我所感興趣的是，我們中的每個人，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都在書寫自己的歷史。我們選擇并塑造使自己平靜、令自己高興的事物。同時抹去可能使我們收到輕視的一切。”

“昆德拉熱”在中國

他的作品在中國譯介超過三十年，1986年，翻譯家景凱旋偶然間得到了英文版的《為了告別的聚會》，并開始著手翻譯此書。與此同時正在翻譯昆德拉另一部作品的，還有作家韓少功。1987年，由景凱旋翻譯的《為了告別的聚會》和韓少功翻譯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由作家出版社以“內部參考”的名義出版。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出現(xiàn)了昆德拉最為中國讀者所熟知的一個詞——Kitsch。Kitsch源自德語，原泛指迎合低級趣味的事物，小說里昆德拉如此形容Kitsch：“當看見草坪上奔跑的孩子，由Kitsch引起了兩行前后緊密相連的熱淚：第一行是說：看見了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多好啊；第二行是說，和所有的人類在一起，被草地上奔跑的孩子們所感動，多好啊。”

Kitsch一詞最早在1987年的韓少功譯本中譯作“媚俗”，后來被景凱旋代之以“刻奇”。景凱旋解釋道：“Kitsch一詞在西方是有媚俗的意思，即討好大眾，但昆德拉重新解讀了它，意思是指價值的過度，倫理的過度。他的作品其實是要反對人們所認為的高尚的價值，反崇高、反激情、反意義，這恰恰是欣賞生活的世俗性、日常性。”

1990年初，中國興起“昆德拉熱”。他的書名“生活在別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等一度成為流行語，名言“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fā)笑”風行一時。在一則采訪中，景凱旋表示，昆德拉作品中對英雄概念的消解、反諷和對虛妄意義追求的解構，投射了當時的社會風尚。

法語譯者董強在此前的一次活動上高度評價了昆德拉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沒有一個作家，尤其是活著的作家對中國文學界、批評界、大學研究人員產生過如此大的影響。”

昆德拉在《笑忘錄》中寫到，“人與權力的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斗爭。”這也是他被中國讀者引用甚多的句子之一。如今，這位終年與遺忘抗爭、書寫記憶的作家離我們而去，我們卻無法笑著忘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