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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挺:中央政府加杠桿的三個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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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挺:中央政府加杠桿的三個可能方向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短期內為防止需求出現螺旋式下降,確實有必要增加中央政府支出。

記者 辛圓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周三表示,為防止需求出現螺旋式下降,確實有必要增加中央政府支出,但為了減少政策的后遺癥和負面效應,中央額外支出需要限定在保交樓、保地方政府運作和加速已開工的基建工程方面。

他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舉行的研討會上指出,二季度中國經濟復蘇動能轉弱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外部環境變化,尤其是全球經濟總體呈下行趨勢,我國對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速都在下降;二是地緣政治惡化,這導致供應鏈轉移,對企業家信心造成影響;三是過去幾年的產業政策對民營資本信心造成一定沖擊;四是房地產非但沒有明顯復蘇,反而還在下行。

“過去幾個星期,很多人在關注和討論下半年的經濟復蘇,我對此保持謹慎,尤其是外需很疲軟,房地產螺旋式下降,經濟面臨的環境還是比較嚴峻的,現在談復蘇為時過早。”陸挺說。

他表示,近期部分市場人士提到了一些穩增長措施,比如大幅降息,但在目前環境下大幅降息的可操作性不大。

“我國貨幣政策體系改革尚未完成,通過央行MLF和逆回購釋放的資金量還十分有限,若要將銀行間利率壓低至零,就實質上需要央行承諾無上限釋放短中期資金,但這樣我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將面臨巨大調整,不少金融機構很可能加速加杠桿來套利,而且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無能力去應付這種局面。”陸挺說。

他還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民間信心不足以及開發商降杠桿而導致的信貸需求不足,和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有一定類似,不能說降息沒有用,但降息對拉動需求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不能以為大幅降息就能有效帶動需求。

陸挺認為,中央政府加大支出是有效措施,但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藥”。因為中央政府大規模額外支出有可能對資源配置造成較大的扭曲,大規模置換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會帶來更嚴重的道德風險,最后導致更大規模更為低效的地方債務。此外,增加中央財政支出還需要考慮其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結合當前局勢,陸挺建議,短期內為防止需求出現螺旋式下降,確實有必要增加中央政府支出,但需要限定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止血,要想方設法做好保交樓工作,用好用足央行2000億元人民幣的專項再貸款;二是輸氧,保障地方政府基本運作,加快摸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還本付息情況,及時紓困;三是激活,加速已經開工的基建工程,尤其是跨區域重點工程的施工,保障和加速人口凈流入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他特別指出,要抓住房地產這個“牛鼻子”,順應城市化趨勢,讓市場和政府各就各位來平衡住房的供給和需求,滿足居民住房需求,并以此更有效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此過程中加大中央政府支出,會有更高的投資效率和匯報。

在陸挺看來,中國房地產行業還有不小的發展空間,保守估計農民工及其家屬對城鎮住房的需求約有1億套,讓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就業地落戶居住,既能拉動經濟,還能促進社會公平。此外,中國目前每年有1000萬左右的大學生畢業,這些年輕人會隨著中國產業的區域轉移而進行遷徙,形成新的住房需求。

陸挺認為,住房購置政策應適度向農民工和新畢業的大學生傾斜。監管機構可以為特定人群降低首付比例,降低各類相關稅費,鼓勵銀行給予特別貸款額度,政府可以階段性貼息,所需資金可以由國家財政通過特定渠道提供。另外,保障房建設的用地指標要盡量向人口流入較多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傾斜。同商品房住宅用地指標一樣,保障房用地指標要和新增就業、戶籍和常住人口等指標掛鉤。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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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挺:中央政府加杠桿的三個可能方向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表示,短期內為防止需求出現螺旋式下降,確實有必要增加中央政府支出。

記者 辛圓

野村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周三表示,為防止需求出現螺旋式下降,確實有必要增加中央政府支出,但為了減少政策的后遺癥和負面效應,中央額外支出需要限定在保交樓、保地方政府運作和加速已開工的基建工程方面。

他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舉行的研討會上指出,二季度中國經濟復蘇動能轉弱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外部環境變化,尤其是全球經濟總體呈下行趨勢,我國對主要經濟體出口增速都在下降;二是地緣政治惡化,這導致供應鏈轉移,對企業家信心造成影響;三是過去幾年的產業政策對民營資本信心造成一定沖擊;四是房地產非但沒有明顯復蘇,反而還在下行。

“過去幾個星期,很多人在關注和討論下半年的經濟復蘇,我對此保持謹慎,尤其是外需很疲軟,房地產螺旋式下降,經濟面臨的環境還是比較嚴峻的,現在談復蘇為時過早。”陸挺說。

他表示,近期部分市場人士提到了一些穩增長措施,比如大幅降息,但在目前環境下大幅降息的可操作性不大。

“我國貨幣政策體系改革尚未完成,通過央行MLF和逆回購釋放的資金量還十分有限,若要將銀行間利率壓低至零,就實質上需要央行承諾無上限釋放短中期資金,但這樣我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將面臨巨大調整,不少金融機構很可能加速加杠桿來套利,而且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尚無能力去應付這種局面。”陸挺說。

他還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關鍵問題是——民間信心不足以及開發商降杠桿而導致的信貸需求不足,和日本上世紀90年代的情形有一定類似,不能說降息沒有用,但降息對拉動需求的效果已經大打折扣,不能以為大幅降息就能有效帶動需求。

陸挺認為,中央政府加大支出是有效措施,但這也“不是包治百病的靈藥”。因為中央政府大規模額外支出有可能對資源配置造成較大的扭曲,大規模置換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會帶來更嚴重的道德風險,最后導致更大規模更為低效的地方債務。此外,增加中央財政支出還需要考慮其對民間投資的擠出效應。

結合當前局勢,陸挺建議,短期內為防止需求出現螺旋式下降,確實有必要增加中央政府支出,但需要限定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止血,要想方設法做好保交樓工作,用好用足央行2000億元人民幣的專項再貸款;二是輸氧,保障地方政府基本運作,加快摸底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還本付息情況,及時紓困;三是激活,加速已經開工的基建工程,尤其是跨區域重點工程的施工,保障和加速人口凈流入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他特別指出,要抓住房地產這個“牛鼻子”,順應城市化趨勢,讓市場和政府各就各位來平衡住房的供給和需求,滿足居民住房需求,并以此更有效推動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在此過程中加大中央政府支出,會有更高的投資效率和匯報。

在陸挺看來,中國房地產行業還有不小的發展空間,保守估計農民工及其家屬對城鎮住房的需求約有1億套,讓農民工及其家庭在就業地落戶居住,既能拉動經濟,還能促進社會公平。此外,中國目前每年有1000萬左右的大學生畢業,這些年輕人會隨著中國產業的區域轉移而進行遷徙,形成新的住房需求。

陸挺認為,住房購置政策應適度向農民工和新畢業的大學生傾斜。監管機構可以為特定人群降低首付比例,降低各類相關稅費,鼓勵銀行給予特別貸款額度,政府可以階段性貼息,所需資金可以由國家財政通過特定渠道提供。另外,保障房建設的用地指標要盡量向人口流入較多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傾斜。同商品房住宅用地指標一樣,保障房用地指標要和新增就業、戶籍和常住人口等指標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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