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政府網2023年7月31日消息，國務院辦公廳日前轉發國家發改委《關于恢復和擴大消費的措施》。其中在豐富文旅消費方面提出，全面落實帶薪休假制度，鼓勵錯峰休假、彈性作息，促進假日消費。

其實，這已不是國家層面第一次提出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帶薪休假是職工的一項基本權利，早在1995年開始施行的勞動法就已有明文規定。

2008年1月，國務院發布并施行《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就帶薪休假的基本原則和執行等做出具體規定，比如明確職工在年休假期間享受與正常工作期間相同的工資收入。職工累計工作已滿1年不滿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滿10年不滿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滿20年的，年休假15天。

2015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又提出了帶薪休假、錯峰休假、“2.5天小短假”等措施。

2019年11月，國家發改委、中央組織部等9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改善節假日旅游出行環境促進旅游消費的實施意見》，提出加快推動落實帶薪休假。用人單位對履行落實帶薪年休假制度負主體責任。鼓勵用人單位在年初結合工作需要和職工休假意愿統籌安排當年休假，優先考慮子女上學的職工在寒暑假的休假安排。組織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按照職責分工對用人單位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情況進行監督檢查。

此后，2020年發布的國家“十四五”規劃也曾明確提出，完善節假日制度，落實帶薪休假制度，擴大節假日消費。2022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釋放消費潛力促進消費持續恢復的意見》也提出，積極落實帶薪休假制度，促進帶薪休假與法定節假日、周休日合理分布、均衡配置。

但是，多年來，在完善職工休假制度，保障勞動者休息權利方面，各地各行業的執行情況并不能令人滿意。實踐中，職工帶薪年休假得不到企業層面，尤其是中小企業的支持，甚至淪為“紙面上的權利”。

帶薪休假緣何落實難？2023年3月，廣州日報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現實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站在企業層面來考量，對部分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來說，經營壓力大，帶薪休假背后的人力成本和管理成本較高，使得部分企業不堪重負。對勞動者來講，勞動者天然處于勞資關系中的“弱勢”一方，在帶薪休假方面并無太大的“議價權”。某種程度上而言，帶薪休假又與工資收入直接掛鉤甚至關系到個人“飯碗”問題。一旦休假，可能意味著除基本工資之外的績效考核收入和獎金基本就與你無緣了。加之受到某些畸形的加班文化影響，一番權衡之下，不少勞動者就這樣“自覺”放棄了帶薪休假的念頭。

為推動帶薪休假制度真正落地。2023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江廣平提交《關于讓帶薪年休假制度真正落實落地的提案》。他建議，強制實施帶薪年休假相關政策，強化對企業執行年休假制度的約束，非特殊情況禁止企業協議取消職工年休假。

文化和旅游部法治專家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城市學院文化和旅游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胡斌曾對法治日報表示，目前，帶薪休假制度的頂層設計基本已經具備，關鍵在落實。他建議應當在制度上推動帶薪休假與獎勵旅游和福利旅游對接，適度解決企業的后顧之憂，并將企業落實帶薪休假的情況作為企業獎懲、信用、等級評定等的重要依據。同時，還應當推動帶薪休假內容寫入勞動格式合同，進入勞動集體協商。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馬亮此前在界面新聞撰文表示，應將帶薪休假制度納入法治運行軌道，通過法律法規或條例的形式切實將職工帶薪休假的合法權益納入法治監督之下。其次，黨政部門和領導干部要帶頭帶薪休假，用實際行動發揮示范效應。

馬亮還提出，可以考慮對目前公共節假日的調休安排進行調整，減少政府強制性的調休安排，賦予職工靈活“拼假”的自由。強制規定公共節假日調休，可以更好地推動職工休假，但是卻使扎堆游不可避免，也打亂了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節奏。在帶薪休假制度基本落實后，建議取消強制調休安排，改由職工自主“拼假”，從而為錯峰出行提供更多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