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窄播
我們時常羨慕別人家的城市，有著合理的道路動線、溫情的街頭生活和繁榮的小店經濟。雖然有本地習俗和歷史建設等等原因，但令人羨慕的城市生活從來不是與生俱來的。
每一座城市在走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都不斷面臨過一個類似的問題與選擇：城市建設最核心的動力是什么？
一方面，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人們為了適宜寧靜的生活環境，基于完全internet化的交往方式，進入一個遠離中心制、享受疏離感的存在狀態，人們不必聚集在某些共同場合就能滿足各種需要。
在中國，「社區」一詞多用于互聯網產品上，里面的人群在現實生活中是否認識不再重要。
另一方面，這樣的生活趨勢導致了不容忽視的「社交赤字」。人類對于同伴和群體有著本能需求，但線上關系多不如實際關系深厚真誠、值得依靠。比如人們在發信息時常常面無表情，也容易口出妄言。
在現代大城市里生活的人，看似擁有了個體忍受孤獨的能力，實則享受的是既不陌生又不親密的中間狀態。
一個擁有便利生活供給和健康社區關系的城市，是尊重了上述兩個人類現代生活的趨勢，從中尋得的合理平衡點。說到根本，這些城市尊重了生活其中的人。
人的活動是城市最大的吸引力，也是一座城市得以最重要的驅動力。運用、改造和重建城市空間，讓這里的居民——無論熟人還是陌生人——能簡單直接地接觸彼此，城市的真實活力才能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同時出現。
2023年，中國城市之中也出現許多令人關注的新現象：上半年的淄博和最近的哈爾濱，都在利用新視頻平臺大力發展旅游經濟；湖南長沙不斷冒出新的餐飲品牌和網紅街區，「打卡」變成一座城市的品牌標簽；崛起中的小紅書，在許多城市推動出現citywalk、騎行、露營熱潮，鼓勵人們從家中走到戶外；重新開放的香港也在著重向內地游客推薦夜經濟體驗、城市文化旅行；阿那亞為代表的地產商不斷創造出一個個烏托邦式的新型商業社區等等。
與此同時，城市出現的難題也始終被人關注：代表著美好往昔的霓虹燈招牌是不是該被拆除，路邊小店的管理邊界應該到底在哪里，地產行業進入新階段之后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實現轉型，大型公司工廠是否會破壞一個城市的既有生態，重點城市的人口是在流出還是流入都像一道謎題......
城市也因此是我們在2024年將繼續重點關注的議題。
回溯許多成功城市的發展歷史，類似的問題也曾經出現并且困擾著他們，他們如何度過才是我們需要重視的經驗。我們選擇了迪士尼樂園、哥本哈根、紐約市和波哥大等四個案例，探討城市與人、社區與商業之間的動態關系。
本文摘編《幸福的都市棲居：設計與鄰人，讓生活更快樂》，部分配圖也來源于此。該書由理想國于2020年12月出版。
美國小鎮大街的美好暗示
神經科學家發現，在無意識的情況下，人們能夠針對周圍環境產生社會性反應，評估周圍存在的風險和獎賞。
公共空間是人類舞臺的重要部分，建筑、景觀和人群都在不斷提示人們該如何表現自己、如何對待他人。在進入任何一個空間時，神經系統會將眼前看到的內容與之前的記憶進行比較，以便自制出一幅心理地圖。
城市是一個能激發記憶與情感符號的集合體：每片廣場、每座公園、每面外墻都在發送信息，告訴我們自己是誰，街道又做何用途。
迪士尼樂園能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人們提供歡樂與幸福，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多項調研表示，南加州最具有歡聚氣息的街道是在迪士尼樂園入口處的美國小鎮大街。
實際上，需要由一座游樂場提供這樣的精神服務，也客觀上反映出美國日漸衰敗的城市公共精神。
游客穿過圍繞主題公園的護坡，路過仿造的城市廣場和「市政廳」，就進入到美國小鎮大街。這里充滿著無比幸福的都市氛圍，不同年齡不同種族的人們在各個游戲區和飲食點之間推著嬰兒車、牽手散步、購買商品和拍照留念。
有人做過實驗，在游客人群中加入一些略帶冒犯的行為，例如斜著肩膀去碰撞身邊來往陌生人人，如果是在當地其他的街道上，此類舉動會招致敵意，但在美國小鎮大街里得到的是微笑、攙扶的手或是一聲主動的道歉。
實驗者故意丟下的錢包，也會被正在歡慶的人們送回來。兩位成年男性實驗者隨機搭訕陌生人，請求擁抱，美國小鎮大街上的男男女女會毫不猶豫地敞開雙臂。
雖然游客們前來此處就是特意尋找開心的體驗，但不要忽視周圍景觀所帶來的心理啟動效應。
美國小鎮大街上沒有一家店面的高度超過三層樓，頂樓被專門縮小為原有的5/8，看上去有一種舒適親和的玩具氣息。同時，從條紋圖案的遮陽篷、到金燦燦的櫥窗文字再到每面墻上的人造石膏細部，每一處細節都是為了讓人們沉浸在放松的懷舊狀態之中。
神經免疫學先驅埃絲特·斯騰伯格第一次到訪時被這里迷住了。「早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我們懂得什么是神經科學很久之前，他們已經精準地發現如何用設計讓人從包含焦慮與恐懼的地方來到一處充滿希望與幸福的樂園。」
大腦將記憶和情感聯系起來。美國小鎮大街上古雅的火車站、難以接近的城堡等地標性建筑都極富喚起作用，立刻引發人們關注景觀，降低人的焦慮情緒——在復雜環境中，人會對身處之地產生疑慮，這時會不可避免地感到焦慮。
嗅覺是一種觸發機制。無論是糖果條紋的遮陽篷，還是人行道上彌漫的熬制巧克力軟糖的甜味，迪士尼空氣之中的氣味記憶讓人感到平和安全。這些記憶可能來自游客自身的經驗，也可能出于對過去時光的一種想象感受。
有一些癡呆患者護理機構的開發者，學習了這樣的成功經驗，他們在機構的公共區域里會復制一個迷你版本的美國小鎮大街，用地標性建筑和街上的活動來讓住院者想起自己的過往生活，平復自己的心情。
哥本哈根生活的漸進改變
1962年，在戰后經濟蓬勃發展的推動下，歐洲城市像美國城市一樣，進入一個急速的建設擴張期，丹麥首都哥本哈根也不例外。
為了盡力容納快速增加的私家車數量，城市建筑的空隙不斷被改造成停車場。古老的街道是狹窄的，擠滿擁入的車輛，噪聲和廢氣充斥其中，警方在高峰時段無力疏導交通，這座城市甚至看上去就要崩潰。
雄心勃勃的改造計劃不斷被提出，要將城市道路拓寬、加速和封閉，還想再在哥本哈根南區建立一條穿越湖面的封閉式的高速公路，旨在疏通城區向南的車流。
這是一個十分激進的思路。因為如果拓寬市中心的道路，一定會破壞諸多歷史悠久的建筑瑰寶，而在城市上空不斷架設高速橋梁，又將垂直空間不斷復雜化。
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筑系的揚·蓋爾團隊，被邀請參與哥本哈根的城市建設計劃。但是，蓋爾的妻子英格麗德卻對丈夫和同事們的建設熱情表示出深深的懷疑。
英格麗德是一位出色的環境心理學家。在她看來，城市規劃人員和建筑師們都極少考慮社區與居民的關系。每當他們引以為豪的新樓完工后，之前效果圖中所描繪的嬉戲孩童和閑聊母親，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蓋爾決定，轉向從城市規劃和社會心理等角度重新理解人與城市、心理與環境的關系，而不是在一個個會議里無休止地爭論是否應該修橋鋪路。
在一次旅行中，蓋爾夫妻發現意大利古城錫耶納是一個好樣本。因為那里的設計師不太注意建筑本身，反而專注市鎮建筑之間的人類活動，城區未被「理性」的規劃者重新架構，也未被越來越多的汽車侵占。
他們把觀察點放在原野廣場。這里坐落于錫耶納的心臟地區，在每一次全城巡游中都可以當作必經舞臺。原野廣場內低外高，從市政廳起一路擴散并上斜，止于一條寬闊的半圓形步道，道邊佇立著一排威嚴的五層高大型建筑。
蓋爾夫婦駐守在此，記錄視線中人們的動向。
從早上開始，人們穿過石頭拱門和陰暗小巷進入廣場，他們會陸續停下腳步，聚在咖啡館或餐廳聊天，店鋪多有外擺，甚至都溢出廣場的北緣。
在半圓形的步道邊上，每隔一小段有一根齊胸高的石柱，人們可以倚在上面歇息。這些古老的石柱除了給人靠一下之外，已經毫無其他用途，但并沒有因為阻礙人流行進而被拆除。
整天的時間里，一直都有人盤腿坐在廣場的傾斜磚地上，而穿行其中的人們不經意就會放慢腳步。下班之后，穿著考究的人們還在此相聚暢飲，也有全家人帶著寵物在晚飯后來這里一起散步。
蓋爾意識到，即便原野廣場這樣的城市空間是當地文化和氣候的反映，但是出色的空間設計可以引人聚集和逗留，從而塑造人群行為。「原野廣場把錫耶納人捧在了掌心。」
每一個古老城市的市民都有自己的驕傲感，總是相信自己的城市及其市民文化只能以符合自己的方式運作。錫耶納的美好卻引發了抵觸。「我們是丹麥人，不是意大利人，才不會在冰天雪地的大冬天坐到咖啡館外面喝卡布奇諾！」
由此，蓋爾團隊選擇漸進地更新哥本哈根，交通工程師只計算車流量，而他們優先選擇計算人流量。
漸進更新的基礎是觀察市民對于細節變化的反應，據此再去進行調整。比如，在哥本哈根的街邊每新加一張長椅，蓋爾團隊都會去數在此坐坐的人有多少。
一張面朝來往行人的長椅，使用率是一張面朝花壇的長椅的10倍。聚在建筑工地邊上的人，比百貨商店展示窗前的人要多，停留時間要長，而且當施工人員一下班，圍觀群眾也就立即散去。
路面空間增加后，車輛就會變多；增添自行車道，自行車就會變多；如果為人增加空間，人也會變多，也就有了公共生活。
他們建議哥本哈根把一些道路變成步行街，和廣場形成一片網格，漸漸地讓步行區域覆蓋整個市中心。他們還讓這里與經過規劃的自行車道相互連通，鼓勵城市的其他地方的人騎車前往這里。
于是，以非機動車形式涌入這片區域的人就變得越來越多，自行車得到了規模化普及。
蓋爾團隊還會清點許多維度上的人流數字：坐在咖啡館外的，觀看街頭表演的，或只是坐在長椅上、噴泉邊的，甚至還要清點只是在街上閑逛而什么事也不做的人。
漸進更新會積累出好的效果。以格羅布略澤廣場為例，從1968年正式禁止停放車輛起，咖啡館幾乎同時就自發地擺放外擺，室外的消費者有更高的松弛度，也能成為來來往往人群眼中的風景。
蓋爾團隊的城市理論在今天的中國都具有啟示性意義：最吸引人、最引人駐足觀望的，永遠是其他的人。
哥本哈根市中心現在滿是戶外咖啡館。據蓋爾最后一次統計，全部座位接近9000個，而在1968—1995年間，在哥本哈根街上閑逛的人增加超過2倍。
他們的生活方式發生了變化，不再拒絕「錫耶納」時刻，早就忘記了當年那種不情愿的自負情緒。即使在丹麥這個北歐國家最嚴寒的冬日里，你也能看到很多人在廣場上裹著羊毛毯，啜飲小杯濃縮咖啡。
小店才是社區的塑造者
光禿禿的裸墻在我們生活的城市里并不鮮見。
寶馬古根海姆實驗室證明，了無生氣的長墻不僅加速行人的腳步，還會讓人們的情緒更加低落。蓋爾也發現，如果一條街上所有的外墻都形制統一，極少設門，也缺乏變化或功能，行人會盡快離開這條街。相反的是，如果外墻各具特色，有很多開口和多樣的櫥窗，人們會不自覺地慢下腳步，也更常停留。
2006年，紐約曼哈頓下城區把東休斯頓街、果園街與勒德洛街之間原本就不大的地塊改成一家大型的全食超市，整塊街區的外立面幾乎都變成全食的煙色玻璃墻。
參與街區心理之旅的一位志愿者說，走在這里的幸福感遠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低得多。他們沿著休斯頓街往東再走一個街區，感覺就會立刻好很多，那一段街道非常粗陋，但是有生氣，也有很多商店和餐館。
西雅圖的一家非營利組織「未來智慧」派出過一組志愿者，站在路邊假裝自己是迷路游客，他們選擇的街道類型有兩種：一條路兩邊光禿禿，另一條的兩邊則是小店列立。
志愿者們按要求站在人行道上端詳地圖，裝出迷惑的樣子。在活躍的街邊環境中，路過的行人停下幫助這些「游客」的可能性，是對照組的4倍。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大型零售商開始對市中心展開攻勢，行政管理者又對干凈街面有一種狂熱的追求，夫妻店、小餐廳和路邊攤被成本承擔能力更強的零售大賣場所取代。
當一個零售巨頭霸占了整個街區后，惡果不僅在于城市美學變得更加冰冷和單調，還在于商品和服務種類的大幅減少，直接損害附近居民的便利和福利，特別是老年人的身體健康。
超大型建筑和光禿禿的街道把周圍社區居住者的日常空間擠出到步力所及之外，外出社交、參加志愿活動也都變少了。街道的溫情和社交氣氛被洗刷得一干二凈。
所幸的是，一些城市通過立法禁止大型開發商損害街道社區的社交功能。
澳大利亞的墨爾本市規定，禁止設立延伸較長的空白外墻，新商鋪和餐館的門加展示窗，至少要占整個門面的80%。
在20世紀80年代，丹麥多數城市已經限制銀行在主要購物街上開設分支機構，無趣的銀行外墻會吸走人行道的生氣，數量太多就等于宣布了這條街的死刑。
在曼哈頓的街區，常常看到四大銀行各據街角，互不相讓。紐約市從2012年開始采用新的區劃制度，限制上西區主要街道臨街層的店面寬度。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哥倫布大道上，占地寬度超過15米的建筑必須至少要有兩家非居住用的店面，且要設置透明外墻。百老匯大街上的銀行門臉，也被限制在8米之內。
此類舉措的主要目標是阻止大型零售企業和銀行吞噬掉太多夫妻小店。后者是社區的靈魂，也是街區的塑造者。一位社區議員說，「藥店、鞋店之類的小店鋪對我們來說無比重要。」
拯救這些小生意，也就是拯救人類尺度的街區。溫哥華的例子能夠證明，密集城市可以在滿足商業房地產需求的同時，保持建筑的友好性。消費者對低價的沖動不會使街道失去生命力。
溫哥華的法規迫使想在城區之中獲得生意機會的大賣場零售商必須改變舊有形態。市政廳附近的家具建材超市和服裝折扣店像漢堡肉餅一樣被夾在中層，其下是一排的臨街小店鋪，上面是綠意盎然的花園公寓。
這些大賣場的入口被安排在建筑拐角處，旁邊門面由一家星巴克、一家雜貨店和其他幾家小商店所分享。
威廉·懷特的「三角效應」
美國記者威廉·懷特長期用延時攝影拍下紐約街頭和廣場上的人群，他的團隊在不厭其煩地統計之后發現：人幾乎總是選擇和別人坐在一起，哪怕是和陌生人；往往在步行人流最大的地方駐足聚集；聊天時喜歡迎著門口的人流或選擇人多的角落，而不會挪去一旁。
要知道的是，紐約曼哈頓中城的「反社交」公共空間是全世界最密集的。
1961年，曼哈頓頒布一個初心良好的法令，允許開發商建造更高的樓房，條件是必須在該地塊同步建設公共廣場，這些私有的公共空間通常被稱為「附贈廣場」。
之后幾十年發生的事不斷表明，將公共生活的定義權交到個體開發商手中有多么危險。
1968年，通用汽車在其位于第五大道的龐大樓宇前建設了一個廣場，以此換取七層樓的加高，但是廣場被設計到沉于地下，四周設置圍欄，行走其中會發現，圍欄恰好在人們的腰際。
這樣的思路并不鮮見，至2000年，曼哈頓中城和金融區一半以上的附贈廣場既不引人駐足，也不刻意逼人退散。
這正是設計意圖所在。理查德·羅斯設計過曼哈頓中城和市中心1/4的附贈廣場，客戶對他明確要求，廣場的設計要讓人們快速通過，而不是停留。
市民將城市向上建設的空間交給開發商，以換取急需的地面公共場地，但開發商通過設計把這些空間偷了回去。
威廉·懷特的追隨者們創立了一家非營利組織「公共空間項目」（PPS），在紐約嘗試著修復一些狀況最差的地方。
洛克菲勒中心的業主方曾向該組織尋求建議，如何安裝防護刺才能防止人們坐在他們廣場的紫杉樹下或是觸摸樹木。廣場管理方一直將「人」視為問題，他們不想費神應付流浪漢和亂丟垃圾的人。
PPS建議業主增設供人休息的長凳，而不是加強對樹的保護。業主方改造了廣場，讓它容納而非拒斥人群，巨變漸漸開始，洛克菲勒中心現在成了整座城市到訪量最高的地點之一，也為這里的企業家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美譽度。
懷特和他信徒運用的是被稱作「三角效應」的方法：安排至少三個外部的刺激物，促使在此空間中的人們相互靠近，近到他們可以開始彼此聊天。
最簡單的三角效應，可能是將一座公用電話亭、一個垃圾桶和一張長椅放在一起，或者允許街頭藝人在一段臺階附近表演——廣義上來說，一切能讓人放慢腳步、親近彼此的方法都可以。
曾經擔任紐約市總規劃師的阿曼達·伯登，讓「三角效應」更為大膽地運用在對附贈廣場的改造之中。曾經人跡罕至的通用汽車大樓廣場由此重獲新生，公眾的舒適與商業的光鮮融合到一起。
廣場的一個角落里有著六棵皂莢樹和一汪淺池，那里設置了許多可移動的桌椅，適合周圍的人們前來午餐小聚。廣場正中心坐落著一座玻璃立方體，讓人聯想到貝聿銘在盧浮宮中庭設計的玻璃金字塔，而這里是一家蘋果商店的入口。
這個空間讓生活速度、熟悉程度各不相同的紐約人相遇。人們又讓空間變得更為有趣、更具價值。
懷特理論的實踐讓更多城市設計者意識到，即使外表最丑的地方，也能擁有溫暖人心的力量，讓人們有充足的理由放慢腳步，讓陌生人彼此熟悉。
自行車道是一座中央公園
1971年，唐納德·阿普爾亞德對舊金山的幾條平行街道做研究，發現交通與社交間的直接聯系。
在一條交通流量較低（2000輛/天）的街道上，孩子們會在人行道和馬路上玩耍，大人則在家門前的臺階處社交，人人都表示自己與道路兩側鄰里的聯系很是緊密。
另一條與之類似的街道每天卻有8000輛車通過，社交活動和人際關系水平急劇下降。還有一條類似的街道，日均通過車輛達1.6萬，公共場所空空蕩蕩，社交聯系稀少且距離疏遠。
這些街道之間唯一顯著的區別就是車流量。
哥本哈根的交通局長尼爾斯·托爾斯略夫說，如果某條特定街道的人停下腳步，盤桓不去，他們會認為這是一項圓滿成功，因為創造出一處值得駐足的地方。
對停車方式的設計也會影響社交。布魯金斯學院的研究員、交通規劃師勞倫斯·弗蘭克發現，如果附近商店門前有停車場，人們認識鄰居的可能性就會變低。
原理很明顯：商店設置停車場，目標客戶便從本地人群擴展到開車駛入的多重群體。換句話說，寬敞方便的停車場是分散型城市的標志，也可能是消滅街頭生活的兇手。
洛杉磯市中心每英畝的停車位超過世界其他任何地點，而這里的很多街道都極盡蕭索。20世紀90年代末，洛杉磯斥資修建了標志性建筑迪士尼音樂廳，希望能為邦克山街區注入活力。
為容納超過2000輛汽車，洛杉磯發行1.1億美元債券，在音樂廳正下方建了一座6層停車庫。這既給洛杉磯愛樂樂團帶來巨大的經濟負擔（為履行合約、償還車庫債務，樂團每個冬季舉行的音樂會高達128場），又沒能恢復區域內的街道活力。
因為開車去迪士尼音樂廳的人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座建筑。他們把車停在地下，乘數段自動扶梯后到達門廳，離場路線完全一樣。周圍的街道依然空空蕩蕩，缺乏咖啡館、酒吧和商店，沒什么在這些小店稍作停留的人。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城市規劃教授唐納德·舒普說，「想全面體驗洛杉磯的標志性建筑，起點和重點全在停車庫，而非城市本身。」
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做過一個激進而成功的嘗試。這里曾經深陷社會的黑暗和不公，以及內戰的血腥泥潭。一位名叫吉列爾莫·佩尼亞洛薩的政治家發現公園也許能讓本地人重新振作。
他相信，一個好的公共空間能讓人們分享自己、了解彼此，幫助所有人打破阻隔。
1994年，吉列爾莫出任波哥大市公園、體育及休閑方面的專員，他計劃利用市府所擁有的廢棄土地新建200座公園。但是，這座城市在公共空間上的赤字極大，200座公園無法有效填補，而購買新的土地則意味著高額的財政支出。
吉列爾莫在「自行車道」項目上發現了機會。該項目在波哥大已經運營數年，每個周日都會在13公里長的繁忙道路兩端設上路障，把道路還給騎行者、散步與慢跑的人。
這樣的道路像是公園的暫時延伸。即使在這樣一座階級固化、暴力與恐懼肆虐的城市，「自行車道」還是可以將各階層的波哥大人匯集起來，富人和窮人有機會相識，甚至不同派系的人都在日常生活環境中接觸。
吉列爾莫擴大了「自行車道」項目的應用范圍，最終劃出一座由100公里的城市主路互聯而成的交通網。每周來這兒享受公共空間的騎行者、輪滑者及推嬰兒車散步的人，數字都會超過萬，「比教皇的到訪還受歡迎」。
中央公園總設計師F. L. 奧姆斯特德對此給予非常高的評價：「自行車道」項目可能就是波哥大的中央公園。
這是人類在現代城市歷史上成本最低的公共空間項目：資本投入幾乎沒有，只需購買一些路障，維持秩序的人員也多是志愿者。
重要的是，這意味著，讓一座城市變得對市民友好，真正需要的只是政府意愿。
越來越多的城市會舉行「無車日」，讓步行、騎行和輪滑的人們在多條主干道上自由活動。市民們可以在這里聚眾練瑜伽、跳舞，玩飛盤，甚至打太極拳。當然，更多的人只是來散散步，或者懶洋洋地躺在折疊椅上。
對于參與其中的市民而言，這是一次浸入式的社會觀念啟蒙，他們不由自主地開始思考：城市的街道究竟為什么而建，現代化的城市生活是否一定意味著逆來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