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在一家企業工作，一直干到退休，成為榮休老員工，這曾經是很多人的夢想。而如今的勞動者對跳槽的概念和高頻既不陌生，也不排斥。從“干一輩子”變成了“三年一跳”，關于企業忠誠的觀念是如何變化的？對公司的“忠誠”已經悄悄消失了嗎？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富爾頓分校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卡麗·萊恩（Carrie M. Lane）常年關注美國的就業文化和勞資關系，她在著作《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中闡述這一觀念的轉變。她的研究對象恩里克自認為為雇主干得很賣力，但這在他自己眼里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不是一種承諾，他將這種關系理解為“狗熊跳舞就是為了錢”。

在過去，忠誠一直是是美國雇傭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被裁員的人堅信經濟好轉之后自己會重新就業，但裁員正變得愈發頻繁而持久，一些公司效益很好卻遵循新的“精簡式”管理理念。最初被裁員浪潮席卷的是美國的藍領工人，大多數被裁員的藍領工作者既驚且怒，認為自己被公司背叛了。但他們的遭遇既未給白領階層敲響警鐘，也沒有讓他們做好準備，不少白領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責備藍領鄰居們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如今，失業浪潮涌向了他們。

《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節選）

撰文 | [美]卡麗·萊恩 翻譯 | 李磊

跟2000—2003年間失業的很多科技人才一樣，恩里克對裁員流程并不陌生。當時他只有32歲，之前已經被裁過一次，也見過幾十個朋友和同事在類似的公司減員、倒閉和重組過程中遭到解雇。大學剛畢業的時候，恩里克還指望能“選定公司”，這個短語譯自他的母語西班牙語，意思是終身就職于一家公司。經歷過第一次裁員之后，他對忠誠的看法—無論是他自己的忠誠還是雇主的忠誠——變得復雜了許多。

大家都沒什么忠誠可言了。我會對一家公司非常忠誠，如果公司對我不錯，我就會對他們很忠誠。我真覺得這是種互惠互利的關系。你想讓我做點什么，就得付錢。情況在起變化——我必須做這些事，你也必須付給我錢。但如果別人也想讓我做同樣的事，而他們給的薪水更高，那我就會走人……我變了，不是原來那個我了。我對誰都不忠誠，只要價錢合適，我可以把靈魂賣給除魔鬼之外的任何人。

短短幾句話，恩里克對自己的描述就從忠誠的員工變成了對待遇不錯的公司忠誠，最后變成了一個可以將自己出賣給最高出價者的人。忠誠是他非?？粗氐钠焚|，但他并不認為這屬于一種被修正的（有人會說是被消解了的）勞資間的社會契約。當代的很多白領懷有恩里克這種對忠誠的矛盾心態，理查德·桑內特將其歸因于現代就業形式的本質—它會腐蝕人的品性。不過恩里克并沒有完全放棄忠誠，因為忠誠對他工作之外的人際關系非常重要。他常說自己非常幸運，能有幾個忠誠的老友，他們在他失業求職的過程中給了他不少支持。

我有一些朋友……他們實際上是大衛的教父母，他們做的好些事讓我非常感動。我在［那家初創電信企業］找到工作的時候，他［大衛的教父］失業了。我一直在跟他說：“加油［用一種鼓勵的語氣］?！蔽颐恐芏家剝扇危f：“你要堅持下去?！焙昧耍?span>風水輪流轉，我也被炒了。我收到了一個意料之外的愛心包裹，［包裝］上面都是喜氣洋洋的笑臉，一打開，里面有些糖果之類的東西。我打開賀卡，里頭有兩張20美元。［賀卡］上面寫著：“和家人一起出去吃頓飯，算我們請的，糖果是為了讓你們的生活更甜蜜?！蔽沂悄欠N幾乎不會哭的人，我流淚是因為有人真心在掛念和關心我。但其實我并沒有想到這種事會發生。所以這種事一旦發生了，我就會真切感到生活里還是有屬于我的一席之地的。

恩里克在自己長期的私人關系中很重視忠誠的因素，這與他宣稱的那種唯利是圖的就業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不管怎樣，恩里克對自己的工作質量確實極為自豪，和一些同事和客戶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而且在他離職很久以后仍然維持著這些關系。盡管恩里克自認為為雇主干得很賣力，但這在他眼里只是一種權宜之計，而不是一種承諾。公司關心的是自身的最大利益，他也一樣。如他所說：“我不會跟任何一家公司結婚。要是有人跟我說‘到這兒來，我們給你雙倍薪水，或者（給你）加薪50%’，那我就去他那兒，你知道，狗熊跳舞就是為了錢。記住這一點?！?/span>

恩里克把自己比作一只跳舞的狗熊，由此也點明了將勞資關系構想成一種以愛或忠誠為支柱的關系有多么荒謬。狗熊可能會愛馴獸師，馴獸師可能也會回之以關愛，但當音樂響起，狗熊就得跳舞，不然它的下頓飯就沒著落了。恩里克和他的同道們奉勸所有的美國工作者，要牢記每一份雇傭合同的基礎都是以勞動換取金錢。

情況也并非一直如此。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里，忠誠對美國人而言都是雇傭合同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忠誠的員工會得到認可和獎勵，工作者也都會尋找并留在那些承諾提供安穩的、家庭般的工作場所的公司。至少在理論上，那是個狗熊為金錢和愛而跳舞的時期。不過就像恩里克指出的，時代變了，而且改變時代的不是像他這樣的雇員。

裁員一詞曾經是指一個人暫時中斷工作。在經濟不景氣的時期，員工會被辭退，但他們也明白，一旦經濟好轉，他們便又能找到工作。然而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裁員在美國變得愈發頻繁而持久，也更有可能出現在效益很好卻遵循新的“精簡式”管理理念的公司。個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自動化、去工業化、經濟周期以及成本削減（達成這個目標的辦法通常就是將工作崗位轉移到海外），這類裁員最初影響的主要是藍領工作者。在這幾十年里，大多數被裁員的藍領工作者既驚且怒，很多人認為自己被埋頭效力了多年的公司背叛了，他們原本是相信甚至熱愛這些公司的。

凱瑟琳·達德利的《流水線的終結》（The End of the Line）、迪米特拉·杜卡斯（Dimitra Doukas）的《過勞》（Worked Over）、瓊·納什（June Nash）的《從小鎮到高科技》（From Tank Town to High Tech）以及邁克爾·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羅杰和我》（Roger and Me）都生動地呈現了大規模裁員和關廠給個人及群體造成的創傷。然而就在裁員成為藍領職業生活中可預見的（即便不是可以欣然接受的）一個組成部分時，企業又發現了一群毫無戒心的新工作者，這些人的觀念也需要它們來顛覆。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白領在美國失業總人數中的占比一直在穩步上升。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確認的最近四次經濟衰退期分別為1981—1982年、1990—1991年、2001年、2007—2009年，白領工作者每一次受到影響的比例都比前一次更高。即使是介于這些動蕩期之間的繁榮年代，白領工作也越來越不穩定，因為人們越來越重視“靈活的”——既容易招聘也容易解雇的勞動力（這一趨勢受到了高科技公司的熱烈歡迎）、海外廉價白領勞動力的利用價值，以及季報的財務壓力。

盡管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白領工作者已經目睹過大范圍裁員給藍領工作者造成的痛苦，但當裁員浪潮向白領席卷而來之時，他們大多毫無防備。對那些因大規模裁員或關廠而失業的制造業工人，白領往往缺乏同情心。不少人會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來責備剛失業的藍領鄰居們沒能適應這種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比如，他們說汽車工人就是沒有為應對后工業化的未來而進行自我提升的人，所以被淘汰是咎由自取。這些工人只是“跌到了他們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的‘自然’水平”，而白領專業人士則是在其中提升到了自己的自然水平。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一人公司：失業潮中的高新技術工作者》，未經出版社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