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林子人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僅僅在兩個月前，全球文學愛好者還在哀悼諾獎得主愛麗絲·門羅的去世，這位享年92歲的加拿大作家因為當代短篇小說做出的突出貢獻而廣受贊譽。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辭稱“你遲早會在（門羅的）其中一個故事里與自己面對面相遇”，而如今，門羅的仰慕者不得不消化她的負面遺產。

當地時間7月7日，門羅的小女兒安德麗娜·斯金納（Andrea Skinner）在《多倫多星報》（Toronto Star）發表文章，披露自己從9歲起遭遇繼父蓋瑞·弗蘭姆林（Gerry Fremlin）的性侵犯。斯金納在25歲時通過一封信向母親坦白了真相，但門羅故意忽視小女兒的遭遇，選擇繼續與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蓋瑞生活在一起，直到他2013年去世。

該事件的曝光如重磅炸彈般在文學界內部和讀者群體中掀起軒然大波。它不僅迫使我們重新審視這位知名作家與其作品的內在聯系——她的小說以探討女性生活、復雜的家庭關系、性、創傷和秘密著稱——也擊碎了很多人對于門羅的既有認知。門羅的朋友、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斯金納披露的消息令她“措手不及”，“你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并不了解那些你自認為熟悉的人。”

門羅的特殊身份讓我們理解和討論這一事件變得空前復雜：她是一個拒絕站出來與丈夫割席以保護女兒的母親，她也是一位長期被認為對女性生活處境有敏銳觀察的、享譽全球的作家，而今我們赫然發現，她或許不僅是女性境遇的記錄者和觀察者，也是一位親歷者。社交網絡上，“文學只是一種巧言令色”標語式刷屏，討伐門羅的言論比比皆是。一種普遍的困惑在于，一個享有較高社會地位和經濟實力的知名作家，為什么也不能對性侵自己女兒的丈夫說“不”，反而選擇終生保持緘默？

01 母親對兒童性虐待事件袖手旁觀并非罕見

2011年，《暴力心理學》（Psychology of Violence）期刊中的一篇論文如此定義性暴力中的旁觀者（bystander）：

“他們是那些在這一情景中既非受害者、也非施害者的個體。他們既有可能放任事件發生，也有可能介入緩解高風險情況、改善受害者的狀況，或通過縱容施害者的行為、消極回應受害者而使情況變得更糟。”

兒童性虐待——特別是那些發生在家庭內部的兒童性虐待——是最為隱蔽的一種虐童形式。這主要是因為此類事件通常沒有直接目擊證人。而研究者發現，通常會有受害者的朋友或親人意識到或知道“有什么不對的事情正在發生”，或者受害者曾向他們透露過情況。2001年的一篇論文分析了阻止家庭成員介入兒童性虐待事件的因素。作者認為，家庭旁觀者和受害者往往從施害者那里收到一樣的自辯說辭，并且他們在認知層面可能會和受害者一樣受到影響。

相關研究發現，女性（特別是母親）在兒童性虐待事件中袖手旁觀、間接加劇兒童傷害的情況并非罕見。美國心理治療師Katherine Fabrizio長期致力于為存在母女關系問題的女性提供咨詢服務。在她超過30年的職業生涯里，許多女性曾對她說，自己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告訴母親自己的受虐經歷，但母親要么是不相信，要么是拒絕挺身而出。有一位客戶的經歷令她印象深刻：她曾遭到繼父性侵，她一直與母親關系親密，成年后仍與母親住在一起，但母親從未站出來保護她。母親曾告訴她，“你知道，我有兩個孩子要養，我很抱歉你的繼父這樣對你，但我真的無能為力。這讓我心如刀割，你在逼迫我做選擇。”

一項發表于2021年的研究通過調查2531名德國人（53.3%為女性，年齡跨度為14-94歲）發現，約一半兒童性虐待事件中存在旁觀者（即存在知道虐待情況發生卻沒有采取行動或視而不見的人），生母占比約1/5，并在超過1/3有旁觀者的事件中被提及。該研究指出，這一發現印證了2016年的另外一項研究，即兒童性虐待事件中的受害者最有可能向他們的母親或同齡人透露自己的遭遇。研究者認為，因為施害者是家庭成員，家庭內部的旁觀者往往比外部旁觀者更難介入。“由于忠誠沖突，受害者的母親可能會進一步淡化她們對虐待的假設或認知。”上述研究者同時承認，關于母親為何選擇袖手旁觀，學界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

02 兒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母親可能是更難被看到的受害者

學者Seán Stitt在2007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實際上，被性虐兒童的非施虐母親（non-offending mothers）也是隱秘受害者，他通過梳理歷史上兒童性虐待的話語變化得出了這一結論。

一個格外突出的現象是，人們往往較少質疑和反思（男性）施害者的行為及其惡劣后果，轉而審視受害者和（女性）旁觀者的動機。施害者于是成為了某種敘事黑洞，扭曲了我們對兒童性虐待事件中其他相關方的看法。

兒童性虐待古已有之，但將之視為一種社會問題是一個較為晚近的現象。1862年，法國法醫學專家Ampouse Tardie報告了420起針對15歲以下兒童的性侵犯事件，他也是第一位公開表示兒童性虐待是社會問題的專業人士。Stitt發現，直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時代，人們都始終傾向于懷疑兒童性虐待事件中受害者的說辭，而普遍以“女孩引誘父親”來解釋亂倫行為——或許可以說，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理論對這一觀念的傳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他首次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結”理論，認為女孩在一個成長階段中存在“陰莖嫉妒”，父親會取代母親成為她的愛戀對象。弗洛伊德因此推測，女孩會幻想亂倫，這令她們的性虐待自述不那么可信。弗洛伊德的理論對于人們如何理解兒童性虐待事件產生了巨大影響，這加劇了兒童性虐待事件幸存者的言說困境：

“兒童或其家人試圖揭露施虐者的任何舉動，也暴露了她自己所謂的天生性動機，并使她遭遇比施害者遭遇更多羞辱；隱瞞于是成為唯一的方法。兒童性虐待的困境提供了一個萬無一失的情感勒索手段——如果受害者指控施虐者，她也是在指控自己。”

1950-1960年代，人們在討論兒童性虐待問題時，不是指責父女亂倫事件中的母親，就是指責孩子。直至世紀之交，雖然兒童性虐待問題的嚴重性越來越多被強調、兒童需要被保護的觀念愈加增強，但人們對兒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母親依然普遍持批評態度。人們普遍認為，作為“兒童保護的主要成年行為人”，未能免于孩子遭遇性虐待就是母親的失職。Stitt發現，兒童性虐待問題的相關文獻往往強調母親可能與施害者存在共謀、未能在性虐待事件發生之前及時發現和阻止事件發生。

這一話語不成比例地將保護兒童的責任置于母親——而非施害者——的肩上（特別是在施害者是她的丈夫或伴侶的情況下），而忽視了這一事實：兒童性虐待事件中的非施虐母親也受到了傷害，也需要得到幫助。Stitt注意到，在大量關于兒童性虐待的文獻中，孩子揭露的事實對母親的影響，以及她與丈夫或伴侶分離和遭遇背叛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母親其實也會經歷與被性虐待的孩子相似的感受，包括震驚、難以置信、憤怒、無力、內疚和被背叛。

Stitt援引一項1987年的研究指出，只有很少的母親知曉家庭內部的兒童性虐待行為，男性性侵孩子是因為妻子性冷淡的說法也是不實的：

“母親被認為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兒童性虐待的共謀——這種思考方式持續存在，本身就表明了受虐兒童的母親缺乏支持。無論是在文獻中還是在社會中，我們必須把指責的目標對準兒童性虐待事件中的施暴者，不再將指責轉移到母親或兒童受害者身上。”

Stitt還發現，認為受虐兒童只要及時說出真相身體或心理狀態就能好轉的想法，在很多情況下也是不實的，它忽略了受虐兒童將更難培養出信任感、親密關系、主體性和性別認知，他們也更有可能在成年后依然面臨精神健康問題，同時也忽略了性虐待事件的披露對母女關系的負面影響。Stitt援引一項2001年的研究指出，“披露（性虐待事件）帶來的一個常見反應是，母親會疏遠女兒，這可能是因為懊悔、內疚、自責、抑郁甚至是憤怒。”

在了解了兒童性虐待的話語流變和相關研究后我們不難發現，母親對孩子遭遇家內性虐待袖手旁觀并不是一個偶發現象，也難以用個人道德水平來解釋。某種程度上來說，門羅事件揭示了兒童和女性在異性戀家庭中所處的結構性困境，在這種困境中，那個失職母親的境遇往往面臨更多的忽視和誤解。

我們永遠都無法知曉門羅在經年累月的沉默中的真實想法，但我們至少能夠了解，令門羅以及許多其他母親難以對孩子的性侵遭遇做出反應的外部壓力是什么。我們不應忽略，這恰恰也是斯金納決定在母親去世后披露事實的最重要原因，她說：“我非常希望我的個人故事聚焦于噤聲的模式，聚焦于家庭和社會中對此保持沉默的傾向。”

參考資料：

Gerke, Jelena & Lipke, Kathrin & Fegert, Joerg & Rassenhofer, Miriam. (2021). Mothers as Perpetrators and Bystanders of Child Sexual Abuse. Child Abuse & Neglect. 117. 

Banyard, V. L. (2011). Who Will Help Prevent Sexual Violence: Creating an Ecological Model of Bystander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of Violence, 1(3), 216–229.

Stitt, Seán. (2007). Non-offending Mothers of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the Hidden Victims.The ITB Journal , 8(1), Articl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