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徐魯青

界面新聞編輯 | 姜妍

“我們這40多年發展得非常順利，我們唱《明天會更好》唱了幾十年，大家生活在一種和平主義、進步主義乃至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氣氛里，沒有想到如今遭遇了一個結構調整期。”在最近的一場直播里，政治學學者任劍濤說完這句話，屏幕底下多了幾個點贊。

從事政治學研究三十多年，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曾活躍于公共空間。他上電視、寫評論，走進書店沙龍，討論憲政秩序、制度建構，以及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在人們對學術討論仍有熱情的年代里，他以直白、鋒利著名，觀點時常引發不小的爭論。

近幾年里，他的音量變小了一些，這場新書直播是為數不多的一次露面。書名叫《混搭的承諾》，因為政治學是人對人的承諾，特別是領袖對群眾的承諾。他沒有直接討論現實政治，而是回到歷史，梳理觀念如何在不同時代產生變奏。

他也試圖去討論一下普通人與政治的關系——只要有三人以上，就會存在權威與服從關系，政治就會發生。“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和讀者朋友乃至整個社會提個醒，與其回避政治生活，不如深入政治生活，使我們的政治生活更自覺也更合理。”

近來，許多我們曾被認為穩固的秩序正在松動。從特朗普的勝選，到歐洲中右翼勢力的崛起，再回到我們自身，現實變得愈發混沌難解。在采訪里，我們探討了保守主義為何成為全球政治的主旋律、世界的反精英傾向，以及政治理念如何正隨著現實變化不斷重塑著。任劍濤覺得，我們正經歷的這股保守主義浪潮或將持續二三十年，而我們，正站在它的起點。

精英主義信念需要向上流動暢通的社會支撐

界面文化：《混搭的承諾》里，你提出了現代政治常常呈現出多種理念"混搭"的特點。最早寫這本書的緣起是什么？

任劍濤：最初是和“看理想”做一個音頻節目，議定的主題是西方政治思想。但是類似的內容其實已經很多了，所以我們雙方碰撞了一下，覺得很少有討論觀念與行動的問題。觀念是一種沉淀，是長期思想的積累，我們在觀念的框架下思考：人應該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怎樣做才算好？我們希望在這本書里，梳理一下現代政治——一個我們日常談論很多、但真正思考很少的問題。

對中國讀者來說，談到現代政治的觀念好像要么是自由民主，要么是革命理念，非此即彼，但現代其實是個復雜的結構。現代政治通常標榜自己具有絕對正確性，提供一攬子承諾，好像按照它的方法來，我們就能得到更美好的生活，但這是錯誤的。

特朗普就是最典型的把政治觀念混搭在一起，人們試圖用慣常的政治觀念去理解他，但往往發現自己根本摸不清方向——這正是現代政治的復雜性最直觀的體現。他不是一個按照二戰以來熟悉的政治觀念行動的人。只要有利于推行他自己的政策理念，他就覺得可以去實施。

不僅是他，整個世界都在經歷政治觀念的重新組合。右翼崛起、左翼反彈，民主黨組織法官抵抗聯邦政府行政指令等等。因此我們特意把書命名為《混搭的承諾》，就是希望能從簡單的框架中，看見一幅更為復雜、不那么涇渭分明的圖景。

界面文化：你剛才提到了幾個特點，比如現代觀念的復雜性、政治觀念的“混搭”特征，沒有單一觀念可以解釋一切等等。從現代政治觀念的角度看，可以怎么理解特朗普現象背后的政治觀念？它是民粹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混搭嗎？

任劍濤：保守主義本身具有復雜的譜系。很多人分析特朗普為何跟俄羅斯修好，和兩個人的保守主義的呼應有關。但普京的以東正教傳統為核心的保守主義，與特朗普的保守主義又存在本質區別。

特朗普由于其強大的基層動員能力，也常常被貼上民粹主義標簽。哈佛教授桑德爾最近來北京，他提到"民粹主義"（populism）的翻譯并不準確，更恰當的表述應是"平民主義"，這實際上反映了平民階層對二戰后精英主導秩序的反抗。

這種反抗在全球范圍內體現得越來越明顯。長期來精英以為自己俯瞰于平民，而平民們多年通過奮斗想躋身精英隊伍，結果向上流動渠道變得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多的平民感到失望，精英給我們刻畫的人生道路，實際上是沒有辦法走通的。

精英主義信念需要一個和平的、向上流動的社會來支持，一旦上升的路走不通了，這種信念就會崩塌。我們現在說的“內卷”和“躺平”，實際上也是對精英主義的一種消極反抗。比如我們這代人，年輕的時候留在大學工作，實現了三四十年代精英們為我們刻畫的做講師、副教授，一路上升的職業路徑，但現在的青椒從學校畢業，面對的卻是"非升即走"四個大字。

當下我們所處的，是保守主義反撲期的開始

界面文化：《混搭的承諾》中你提到，政治理念會隨著社會現實的改變發生激活與新生。你覺得當今世界有哪些新的政治觀念正在形成？有哪些“舊觀念”被重新喚醒呢？

任劍濤： 我們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保守主義或者說右翼思潮的抬頭。比如在歐洲，德國和法國近期的選舉結果，特別是德國，顯示出了中右翼的力量明顯壓過了中左翼。這種趨勢與美國是相互呼應的，可以說是世界范圍內的一次集體“右轉”。

要理解這股潮流，我們需要回看過去幾十年的歷史。“右轉”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前在全球占主導地位的中左翼理念（包括社會民主主義和某些形式的自由主義），未能完全兌現其承諾。人們開始質疑由中左翼主導的戰后世界秩序。當前保守主義的回潮，可能是對二戰以來長期占主導的中左翼路線的反撲。

界面文化：你提到的由“中左主導的世界秩序”，這具體是指什么？

任劍濤：二戰結束后，特別是在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力變得很大，尤其在北歐體現得最為充分。它的核心理念是：既反對暴力革命，也反對純粹放任的資本主義。一方面致力于發展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努力通過國家干預將社會主義理念中的平等和福利付諸實踐，建立福利國家體系。可以說，二戰后的幾十年，總體上是全球左翼或中左翼勢力不斷擴大影響、取得勝利的時期。

當然這中間也有過一些右派力量短暫執政的時期，比如80年代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的里根總統，他們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但即便是撒切爾之后，英國政壇很長一段時間也是由偏左的工黨主導。

到了90年代，為了適應新的經濟形勢，中左翼內部也出現了調整。比如美國克林頓總統率先提出了“第三條道路”，既強調市場活力，又不放棄社會公平和福利。隨后，英國的布萊爾首相也以此作為工黨重新執政的理論，當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院長吉登斯還專門著書闡述這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它更加強調需要通過持續、快速的經濟發展來獲取更多稅收，以支撐福利體系，但本質上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一種延續。可以說在那個時期，福利國家建設仍在高歌猛進。

然而，這種模式內含著一個矛盾：福利支出一旦建立，就具有很強的“剛性”，也就是說增加容易削減難，但問題是國家本身不直接創造財富，它的福利能力依賴于經濟帶來的稅收。一旦經濟進入下行周期，高福利模式就難以為繼。這時候社會就會對現有政策不滿，要求向保守方向調整的呼聲就會出現。

當然導致這種政治風向轉變的原因是極其復雜的。除了福利國家自身的困境，90年代后，加速的全球化進程帶來了不少沖擊（比如產業轉移、移民問題等）也刺激了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出現。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政治變化。

界面文化：保守主義的趨勢會是一個長期的周期嗎？

任劍濤：可能是一個長達二三十年浪潮，我們正處于它的開端。過去幾十年，世界主義或全球主義是主流，但我們現在能清晰地看到民族主義正在反噬它。

這種反噬不僅僅體現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比如如貿易保護、反移民，還有文化上的保守。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是在美國，特朗普首次內閣會議帶著閣員公開祈禱，很大程度上打破了美國長期以來強調的政教分離的慣例。

界面文化：為什么你判斷時間是二三十年？

任劍濤：公共政策研究里認為，一個大國的政治政策周期，并不是按總統任期算的，而是更長的一段時間。政策調整不像控制一個機器，按開就開，按關就關。要去改變政策，首先需要經歷政策回收過程。就像垃圾處理系統一樣，從投放到回收、分類再到最終處理，每個環節都需要時間。特朗普即便這次又當選，但他想要完全扭轉現有政策也沒有那么容易。比如在國際開發署20億美元合同支付問題上，最高法院5:4的裁決就體現了政策慣性。

新的制度要改變，舊的制度需要先慢慢退場，一下子就退場大家適應不了，社會就會失序，特朗普迅速把政策全部扭轉是不太可能的，從他第二個政策周期開始，才真正能夠做自己想推行的事物。另外受眾了解新政策也是一個長期過程，不是說你華盛頓有政策，住在深山老林的人馬上就能知道，對整個社會來說，政策的推廣是一個長期動員過程。

傳統知識分子迅速喪失了社會影響力

界面文化：在今天政治浪潮里，政治學學者和二十年前，或者說十年前有非常不一樣的發聲參與方式，你如何看待政治理念研究在公共輿論中的影響力？今天的社會是否還愿意傾聽政治學者的聲音？

任劍濤：人文社科很依賴發聲的渠道，這不僅是中國有變化，全球知識界都有很大變化。過去的傳播載體是報紙、雜志、電視，學者在電視上辯論，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大的，現在我們能看到手機終端帶來了自媒體的繁榮，傳統知識分子也迅速喪失了社會影響力。

第二個變化發生在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的比例在下降，聲望也在下降，在整個社會里的地位也在慢慢變低。今天知識界一發言，基本上就只代表個人態度。

界面文化：你還提到過普通人與政治生活的關系，你覺得對大多數人，理解政治可以從什么樣的思路開始？

任劍濤：在一次訪談中我提到三個點：先要觀察，再分析，最后妥協。政治歸根結底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因為人與人之間的政治主張、觀念和價值偏好各不相同，很容易陷入激烈的對抗，好像必須要徹底擊垮對方才行，不然未來就會一片黑暗。這種“你死我活”的政治觀念，實際上是非常傳統的政治觀。

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告訴我們，意見的分歧往往很大，但無論是什么國家，無論觀念如何尖銳對立，最終都要依靠妥協的藝術來找到相處之道，妥協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