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4期主持人｜徐魯青

整理｜實習記者 覃瑜曦

這次清明檔，梁朝偉和段奕宏主演的《獵狐·行動》表現得相當平淡，豆瓣評分只有4.7，票房預計也不過五千萬，這對于一部上億投資的電影來說，可謂票房慘淡。實際上段奕宏這幾年飾演的角色都差不多：警察、軍官、硬漢，似乎被困在了同一個類型里。這種困境不止他一個人有，像孫紅雷、廖凡、胡軍這些“中生代硬漢”演員，似乎都遇到了同樣的瓶頸。

這些演員曾憑借粗獷的硬漢形象在影視圈大放異彩，然而如今，他們被限制在同樣的警匪、軍旅類型片中，演出的空間越來越小。

段奕宏的困境或許反映的是一種“硬漢審美”的危機。另一邊在好萊塢，過去幾年崛起了一種新風潮：“面條男孩”——比如提莫西·查拉梅（“甜茶”）代表了這一波風潮。他的形象完全不同于傳統的肌肉男，瘦弱、清秀，蓬松的卷發，流露出一種頑童小鬼式（impish）的帥氣。在去年戛納獲金棕櫚獎的電影《阿諾拉》男主馬克·埃德爾斯坦也是這個類型。

無論是在好萊塢，還是在中國的影視創作中，男性氣質的變遷往往與時代的價值觀、社會的需求緊密相連。從上世紀80年代，施瓦辛格、史泰龍等肌肉型男演員占據熒屏，到如今以更加柔和、纖瘦的男性形象為主流，熒幕上的男性形象變遷，背后無疑反映了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風向的變化。

01 從影視作品中看“硬漢審美”危機

王鵬凱：我在想，從硬漢到面條男孩，其中有沒有東西方審美的差異，或是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比如最近幾年很火的男演員王星越，我們很熟悉的“朋克教母”、美國搖滾女歌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都是他的忠實粉絲，王星越的每條ins她都會評論，這可能就體現了東西方審美相似的地方。但我感覺王星越不算很標準的“面條男孩”，他是有一些肌肉的，劉昊然好像挺瘦的，也常常演文氣的高智商男孩角色，不知道算不算（面條男孩）。

潘文捷：之前看過王星越參加的一個綜藝，赫然發現他其實肌肉很多，還有腹肌，我很疑惑“面條男孩”跟“細狗”的區別在哪里。

王鵬凱：我昨天發現，在我看過的電影作品中，甜茶（提莫西·查拉梅 Timothée Chalamet）的主演頻率應該是最高的。我沒有刻意關注他，但好像就是經常看他的戲，包括《小婦人》《沙丘》，還有今年他主演的《搖滾詩人：未知的傳奇》我也專門去看了。

甜茶目前應該是西方，特別是好萊塢中，特別主要的一個男演員，今年的奧斯卡他也差點拿到影帝，我感覺他是新生代的代表人物。為什么這種演員特質能讓他成為當下好萊塢新生代的佼佼者？或許“面條男孩”現象就說明了答案，這背后反映了觀眾對銀幕男性形象期待的轉變。這里有個問題是，這些演員自身的形象氣質和他們所飾演的角色之前存在著張力，我有時也不理解為什么甜茶演的角色在電影里那么受歡迎，明明他演的角色很多都比較叛逆，經常辜負女性的感情，特別是在《沙丘》第二部，他飾演的男主角被批評太過優柔寡斷，拋棄了贊達亞（Zendaya Coleman）飾演的女主角，導致她最后憤怒地離開，這是不是在傳遞當代女性對掌握權力和資源的男性的一種失望？

徐魯青：其實除了面條男孩，在過去十來年里，銀幕上出現過不少有趣的男性類型。例如日本在10年前很流行“食草男”，這和現在國內的“前夫哥”“前夫感”有點相似，他們都出現在經濟衰退時期，特點是缺乏欲望，喜歡家庭、烘焙，比較羞澀內向，會老老實實上班，沒有什么侵略性，這是與傳統男子氣概不一樣的地方。有意思的是，與“食草男”相對的，當時日本也有“肉食女”的出現，她們在職場上更加激進，更會展露出自己的欲望。

除此之外，大家現在很喜歡“小肌肉”形象，我覺得這種文化心態也挺有意思的，小肌肉好像意味著：首先他是有其他主業的，可能是一個上班族，沒有那么多時間花在健身上，但是同時又愿意花錢和時間，保持好的、自律的健身習慣，鍛煉自己的小肌肉。這就保證了他既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是一個從事文職或者從事智力勞動的人，同時他又有一個比較好的身體，一切都剛剛好的感覺。

02 由古至今：男子氣概的變遷

潘文捷：高考的時候會分流體育生和文化生，在一些刻板印象當中，體育生是“胸大無腦”的，而文化生同時練一些體育則是可以接受的，這是一種文化心態。在一些特定朝代，文人相比武夫，更容易獲得階層上的躍遷，尤其是宋代以來特別推崇文人治國，能體會到文人是社會的核心力量。

徐魯青：對，剛剛文捷提到“文”和“武”的區別，這是曾經十分重要的對于男子氣概的兩個形容詞，我們會說“文士”，也會說“武夫”。在中國文化的理解里面，武夫是比文士低一層的，直到現在我們依舊認為身體機能的強壯與智力短缺大概率是相伴相生的，例如體育生就是不懂數學，或者體育生就是腦子不好使。

許多才子佳人的小說中也往往會有文弱書生的形象，書生能通過智謀和對局勢的判斷就打敗有武器和肌肉的武夫，例如《西廂記》中手無寸鐵且力量弱小的張生。學者黃克武也研究過中國古代的男子氣概，他發現到1920年之后，廣告上才出現“大力士”“肌肉男”這類形象，而在這之前，不管是《金瓶梅》還是《肉蒲團》這些與性、情欲有關的書中，一個理想的男性仍然是文弱書生。

我們現在討論“男性”時會想到男性的他者是女性，但《文弱書生》的作者宋耕認為，在前現代中國，“男性氣概”的概念是在社會階層和政治權力網絡如君臣關系中構想出來的，而不是與“女性”對立。換言之，在前現代中國，社會性別話語更多是以權力而非生理性別為基礎，因而“文士”成為了古代代表男子氣概的形容詞，你要有文學和政治才能，才可以進入君臣關系之中，才是符合中國古代文化中理想的男性形象。

丁欣雨：我想到上世紀70年代有部經典的武俠電影《俠女》，里面有一個書生叫顧省齋，也是很典型的文弱書生靠計謀打敗了力量上更強大的壞人。一般來說，武俠小說改編的電影要么展示聰明絕頂的書生，要么就是仗義正氣的俠士，但徐克的電影在其中算是一股清流，他喜歡把刻板的性別氣質攪渾，例如東方不敗就顛覆了以前對于所謂女性氣質的定義。

除了女性角色外，徐克對男性角色也有一定改編，比如“書生”在他的電影中不再是非常有智謀的。最經典的是《倩女幽魂》中張國榮飾演的寧采臣，與機靈相比，寧采臣非常單純、善良，影片中有一個場景，大概是兩個俠士在打架，刀都架到寧采臣脖子上了，他還在中間勸架，嘰里呱啦念經說“你們干嘛要刀刀槍槍打打殺殺，明明可以講道理就能解決問題啊”。

在這部電影中，“書生”這個形象從文人氣質退回到了最基礎的人的美德和道德之上，寧采臣對聶小倩的善意導致聶小倩都不忍心傷害他。徐克或許是在對古代的男性氣概做一層剝離，也就是說，我們不需要像俠士一樣擁有威武嚴肅的外殼，也不需要像文人那樣借助才華與智謀，而一個男性最寶貴的品質，其實是他內里的道德底色。

03 男子氣概與國家形象的關聯

徐魯青：這也涉及到我們之后要探討的話題——女性凝視是否是可能的？現在“奶狗”“面條男孩”的大受歡迎是不是一種女性凝視，是不是代表著女性觀眾有了更大的權力？又或者是其他原因？

王鵬凱：這在很多時候跟權力關系有關。人類學家 任柯安（Andrew Kipnis）認為，中國的帝國治理體系是透過“文人特質”（literary masculinity）相關的性別欲望的建構，影響中國人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前面魯青提到，文人的特質與科舉制為代表的文官系統密不可分，所以文人氣質受歡迎的原因并不是因為“文弱”，而是因為它象征著在治理體系中能夠向上躍遷、進入權力階層的可能性。如果沒有這種可能性，那“文弱”就是另外一種處境。所以，并不是文弱特質本身受歡迎，而是其在權力語境中有所象征，否則文弱形象依舊是服從者。

回到現代，哪怕是科舉制被廢除的今天，象征著政治權力可能性的文人特質依舊受到追捧。這種特質在中國長久以來的教育語境中十分重要，我們對于文人特質的重視，恰恰使得中國校園里，尤其是中國年輕人中并沒有美國常見的書呆子（nerds）或怪咖（geeks）這樣的標簽，因為大家并不認為書呆子是一件多么不好的事情，可能還會說“你讀書讀得很好，以后會很有出息。”

徐魯青：不過現在看來，大家對于文人特質的追捧也有了些改變。例如好幾年前有爭議說Idol（偶像）是不是太娘了，或者說脂粉氣太重，要把他們訓練成更加有男子漢氣概等等，這種對于男性形象的追求還與跟國家形象綁定了起來。以前我們認為一個人要有文人氣質才能進入更高的權力系統，但現在大家更崇尚“武”，傾向于認為中國男人要夠剛國家才顯得強大。這是否也意味著我們對國家強弱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例如古代對國家強大的理解是有智慧的、更符合文人特征的，而現在更多與身體能力關聯。

丁欣雨：對，這些年我們對軍人有一個新稱謂——“兵哥哥”，并且這大概是公認的褒義詞，聽起來沒有“硬漢”這么油膩，內在又蘊含著可以抵擋外來傷害的踏實感與安全感，這個詞語體現出我們在某些情境中是接受陽剛氣質作為男子氣概出現在男性身上的。

2015年湖南衛視推出的軍營體驗類綜藝《真正男子漢》也如此，節目將一行人送至軍營訓練，出現了不少啼笑皆非的場景，但最后他們都變得更勇敢、更堅強、更有擔當。很巧妙的一點是，《真正男子漢》選擇了一些不太符合“中年硬漢”審美的嘉賓，例如在大眾印象中搞笑、憨憨的王寶強，當時年紀還較小的“小鮮肉”劉昊然，看起來沒有肌肉和攻擊性的杜海濤，以及被看作文藝男青年的袁弘。把這些人放在野外生存，觀眾很自然的期望就是看到他們身上能露出有責任感、有使命感的一面，轉變成一個像節目名稱那樣“真正的、合格的男子漢”。好像這種保家衛國的特殊語境，讓人們對于陽剛氣質的認可變得更正當、合理了，因為在戰場上訴諸暴力或是不對等的權力關系也比較正當、合理。

節目選擇不是特別符合男子氣概的嘉賓，去觀察他們從脆弱到成熟這一過程的轉變，也是在強調：關鍵時刻擔起責任、變得堅強，是一個無關性別的品質。不過因為節目取名叫《真正男子漢》，所以還是把這個品質跟男子氣概、性別勾連起來了，第二季請了女嘉賓（楊冪、佟麗婭），但節目名字還是叫《真正男子漢》。

王鵬凱：《真正男子漢》確實具有代表性，實際上它就是拉著明星在熒幕前軍訓，包括剛剛欣雨說有女嘉賓但仍然叫《真正男子漢》，這就表明了一種觀念：即使是女性也要去追求這樣的氣質。所以它已經不是一種男性氣質，而是一種性別氣質，也可以說是文化上的一種人格，它要求所有人都要像男子漢一樣堅強、不怕吃苦。

回想過去十年，中國社會一直有著這樣的危機意識，例如批評娘炮文化太興盛，這其實不只是在批評男性，而是在批評所有人，因為在娘炮敘事里面，娘炮文化也是由追星的女性共同塑造的，也就是追星女性和男愛豆共同展演出這種 “娘炮” 形象。所以這個綜藝是在重新塑造傳統文化中“武”的形象，衍生成了一種當代的性別氣質。

不光是《真正男子漢》，2020年的綜藝《運動少年》也是如此，請了很多小鮮肉參加運動競技類比賽，國外的研究對運動少年這類文本開展了研究，認為這是國家層面對“武”的氣質的復蘇。當然，觀眾包括粉絲文化本身會有自己的解讀和抵抗。

潘文捷：前面的討論很有意思。比如我們提到“小鮮肉”時，會感覺是女性在進行消費，但如果是男子漢去軍訓，就變成了集體的焦慮，我們會聯想到軍隊、敵人，從而產生一種需要強硬起來的焦慮感，這種感覺從“東亞病夫”開始就一直存在。它代表的不僅是男性個體，而是整體的國家力量和國家形象，包括在奧運會這種國家間運動能力PK的場合也同樣強調男子氣概，一旦上升到國家領域，所有人就會不由自主地焦慮起來。不過，即便大家都很焦慮，作為消費者，我們還是能從中進行再創造和消費，這樣的互動還是蠻有趣的。

04 從incel到綠化：當男性自身凝視自身

徐魯青：文捷提到的二創很多時候都是女性來做的，男性和女性在如何看待男性形象時的視角差異很有意思。大多數時候一個男性角色受到男性歡迎，是因為他們更能把自己代入其中。

王鵬凱：我發現近幾年影視劇中受男性歡迎的男性形象呈現出了一種新特質，較為典型的例子是《狂飆》里的高啟強，以及最近熱播劇《棋士》里王寶強飾演的崔業，這些男性角色的特征體現為：他們擁有善良、勤勉等各類非常好的品質，是正面、純凈的善良男人，但卻都處于被社會拋棄的邊緣處境。這里的“被拋棄”不僅指事業上低迷、被欺凌，也包括在兩性情感關系里的挫敗，比如高啟強在發家前是沒有伴侶的，崔業也在劇中面臨婚姻危機。這些影視作品中的男性一直被塑造為心地善良卻被社會和女性拋棄的形象，最終走向黑化和報復的結局，而且這還會讓觀眾認為他們黑化后的行為是合理且能夠被共情的。

這種男性形象在現實中也存在呼應，比如“胖貓事件”的后續報道中，有媒體采訪了給胖貓點外賣的男性，問他們為什么愿意關注這件事并且給胖貓點外賣，發現他們往往都認為胖貓是一個沒有什么污點的男性形象，很善良，很愿意為女性付出，但在女性主義流行的社會里沒有得到應有的待遇，我認為這也可以聯系到最近幾年“incel”文化的興起。

丁欣雨：在國內，男性和女性之間所謂的性別爭議，大概是沿著魯青到鵬凱這個脈絡發展的。前面魯青提到反 “娘炮”，不僅是國家在關注，男性自身對這種“娘炮”氣質也有反抗。這幾天我查資料，才弄明白蔡徐坤的梗到底是什么原因。大概是2019年的時候，蔡徐坤因為選秀節目大火并出道，被邀請做NBA的形象大使。在賀歲廣告中，蔡徐坤穿著冬裝恭祝新年快樂的廣告畫面和籃球明星在賽場上運動的畫面并置，導致蔡徐坤被虎撲的用戶嘲諷了很久。當時的蔡徐坤所代表的是被女性消費者追捧的男性形象，也是一種被建構起來的男性氣質，跟虎撲這類體育社群中男性擁護的男子氣概產生了非常激烈的沖突，一些用戶還會曬自己的肌肉照來嘲諷這種“娘炮”氣質。這是一開始性別間的微妙矛盾。

后來，虎撲社群開始出現一種“綠化文化”，體現為男生擔憂自己被女朋友甩，或是懷疑女友出軌。這種文化最開始源于一些失戀貼，用戶在帖子中細節地描述自己在戀愛中的挫折，分析自己為什么失戀，而最終原因往往歸結到“女生拜金”，例如有篇帖子說的是“自己去接女朋友，但看到她上了輛奧迪Q7”，他們不認為自己在戀愛當中挫敗是因為他們所追捧的男性氣質已經不大受女性歡迎，而是覺得女性太物質。

虎撲的用戶普遍還是工薪階層，我最近看的一篇論文提到，以前中國男性的權力來自家族繼承，有宗族關系支撐，市場經濟發展后，人口流動性增強，他們可能要被迫離開原有的財富和人脈資源所在地，到新地方謀生，相當于和過去的聯系被切斷，需要自力更生積累財富，但傳統婚姻關系依舊要求男性承擔彩禮、買車買房等系列責任，這對經濟實力不足的他們來說壓力很大。因此，他們希望構建一種新的感情關系，即女性能夠理解男性如今的處境，在關系中的錢財付出與責任擔當都要完全“公平”（即使這其中不包括對性同意的界定，并且一些男性經常將對性同意的尊重與錢財付出混為一談），但戀愛挫折的出現讓他們感到焦慮，轉向自我保護，不愿承認面臨的困境，反而指責女生要求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