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聞記者 | 丁欣雨

界面新聞編輯 | 張友發

前陣子，一套投放在地鐵站的廣告激起了網絡的輿論水花。廣告里，不同主人公發表他們迎來“第二人生”的心聲：裸辭兩個月的女生去澳洲做洗碗工，漸漸克服了沒錢的恐懼，“寫字樓沒我的位置，恰好我也不想回去”；不被媽媽支持做博主的“全職女兒”，白天復習國考，凌晨拍片修圖剪視頻，最終在上岸的同時收獲了粉絲10w+；93年出生、一年失業三次的985碩士，大方承認自己倒霉，“自由自在的日子里，快樂就是我的工資”......

然而有的網友卻并不受感動，他們解讀出藏于“解放敘事”背面的內涵——“日子自由自在”投下的陰影是接受沒有工資的現狀，進行個人運氣歸因；副業成功則需要用打雞血式地自我剝削來實現。當快樂并非建立在主動選擇任何生活方式的基礎上，反而更像他們被穩定生活拋下后消化不順、接納現實的結果時，快樂也帶有了一點掩飾困境的欺騙性。同時，“有毒的樂觀主義”也會讓那些依舊在困境中感到掙扎的人們更加內耗、自抑，把攻擊的矛頭對準自己。

網友因過度宣傳自由職業而產生的不滿情緒，恰好也能跟另一個社會事件呼應上。去年開始，一種名叫“假裝上班公司”的場所在互聯網上被注意到，暫時失業者和自由職業者是其目標受眾。如果按照廣告的說法，擁有大把時間本應是開啟多元化人生的起點，但“假裝上班”群體的需求顯然與其相悖，他們把自己錨定在工位上，希望恢復通勤坐班的規律生活。

在傳統工作形態日漸瓦解的當下，圍城外正簇擁著一批不堪承受自由的負擔、想要進去的人。

01 當彈性工作也并非自愿

有關“數字游民”的浪漫故事并不少見，從云南的木屋，到鄉鎮的旅館，再到繁華街市的咖啡館和共享辦公空間，數字游民的身影幾乎隨處可見。當現代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日漸完善，智能設備的全球互聯打破了工作受地理位置限制的傳統，數字游民不再被固定在某個特定地點，而是能“旅行的同時就把班給上了”。與此同時，數字游民討厭在從屬性勞動中被呼來喝去，抗拒被貼上傳統工作者的標簽，也不想被消費主義捆綁和收編，他們在選擇生活方式時通常表現出一種自主自覺的態度。

放眼中國社會，的確有越來越多的人在展望彈性工作、靈活就業的機會，并且給予正面評價。2022年，北大國發院聯合智聯招聘平臺發布了一份調查報告，數據顯示，約有66%的00后求職者偏愛遠程辦公，76.4%的00后愿意成為靈活的數字工作者，54%的受訪員工則利用專業技能從事兼職。

盡管人們對工作自由的呼聲很高，但國發院助理教授胡佳胤發現有另外一串數字在與之抗衡——超過30%的求職者希望在國有企業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而就在自由工作的群體內部，也有一群無法接受這樣生活的人們，苦于沒有逃離的機會。英國經濟學家蓋伊·斯坦丁把形容詞“不穩定的”（precarious）和名詞“無產階級”（proletariat）結合起來，發明了“朝不保夕者”的說法。正如這個稱呼所暗示的，自由伴隨著不穩定，有時并非全然是自主選擇的，背后有更大的結構性因素在發揮作用。

彈性機制在全球鋪開，不盡然是科技發展帶來的結果。20世紀80年代，新自由主義的一項代表主張就是各國需要建立勞動力市場的彈性機制，使勞動力成本便于調節與控制，保證生產、投資上的優勢不會流向其他競爭者，也能更快應對外來威脅。全球化體系使企業間更容易產生“支配效應”，它們競相效仿同行業做法，惟恐落于人后。而在經濟不算景氣的時期，增強彈性也往往被當作市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策略。

所謂的彈性有很多維度：工資彈性意味著加快調薪來應對市場供需變化，員工的工資因此忽高忽低、缺少福利保障；雇傭彈性意味著企業能夠代價較小地調整雇傭人數，員工隨時面臨被裁員的憂懼；崗位彈性和技能彈性意味著企業能夠輕松調動員工崗位和技能要求，員工發展職業生涯的積極性被挫傷，工作成了糊口的工具，而不是“事業”，他們在尋找工作時也會更加機會主義，來者不拒。

斯坦丁在其著作《朝不保夕的人》中列舉了日本“工薪族”的例子。工薪族一輩子都效力于同一家企業，是高度家長式的勞工主義職場文化的產物，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依舊盛行于日本。斯坦丁稱，工薪族很容易活在這種亮麗的籠子里，被籠子鎖住。但即便是鍍金的籠子也會褪色，自日本90年代的泡沫經濟以來，雇傭安全性從極高的閾值驟降，很多原來的工薪族開始擔憂起自己的未來。

看著大量伙伴一批又一批從公司掉隊，即使是幸存的員工也不免提心吊膽。在他們的假想里，是雇主“收養”了員工，若要回報雇主沒有拋棄自己，就需表現得更加忠誠可靠，唯雇主是從。結果，危險的依賴關系培育出了加班文化，甚至引發了前幾年“過勞死”在日本社會的大討論。 

易于滑落的處境要求人們進行更強地自我管理。不同于以往工業社會，工廠用時間塊來定義勞動，在特定的工作場所直接控制生產，當代的彈性機制使工作彌漫在日常生活中，任何時間段都有可能被工作占據，要靠勞動者自覺安排和把握。于是，工作場所、居家場所和公共場所的界限不再清晰，整個社會都成了工作場所的延伸。

在一篇有關“假裝上班”的新聞里，受訪的一位遠程辦公人士就是由于這樣的困擾才選擇租賃工位。她的工作是代記賬，盡管沒有嚴格坐班規定，家里的居住條件也能滿足安靜辦公的需求，但長此以往，她發現自己很難在懶散與專注的狀態間自如切換，“雖然也在工作，但一會兒泡杯茶、一會兒做做家務，效率極低”。她的危機意識隱隱作祟，說明工作對個體的控制并未解除，而寧愿付費也要回到上下班的節奏里，則折射出控制被自我內化、合理化，正以更隱蔽的方式存續著。

02 當工作被崇尚，失業被污名

“假裝上班公司”不僅給彈性工作者和自由職業者提供了加強自控，提升工作效率的方法，也是一批失業者和暫時Gap人群的庇護所，因為待在家里有時很難逃避家人焦灼的目光。在另外一篇有關“假裝上班”的新聞里，就有位受訪者向父母隱瞞了自己的辭職情況——“在他們眼中，我以前一直擁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一旦停下來，就變得‘不規范’，成了社會上的無業游民，不僅不再是高薪的高管，也不再是從前的好孩子”——工作倫理建立起了一套僵硬的二元對立，一面是受雇的雇員，一面就是整天睡大覺的無所事事者；一面是勤勞正直的公民，一面就是不負責任、不干正事的道德低下者。

美國學者凱西·威克斯曾詳細探討工作倫理在現代歷史進程中保有的巨大持久性。以西方為例，在17世紀和18世紀，是宗教要求人們一生奉獻于工作，19世紀宗教力量衰弱后，讓工作重新富有解釋力的是它許諾了新的社會流動的可能性。直到20世紀中葉，另一種更微觀、更私人化的要素開始得到強調，工作被理想化成自我實現和個人發展的路徑。不管如何，工作倫理的所有變體都在提倡“認同有償工作與完全的奉獻，將工作置于生活中央，肯定工作即目的”。因此，擁有工作至今都與“正確”“獨立”“成熟”“良好品格”等詞匯掛鉤。

與稱頌有償工作相伴，失業者則是遭到抵制和妖魔化的一方。新自由主義框架把失業的責任賦予給個人，于是失業者接收到的任何難聽評價都需自行承擔。在對于個體的聲討中，聲量越響，重點也越發模糊，有關失業結構性原因、現有工作存在哪些問題的討論漸漸式微，隱而不現。

絕望滋生，顏面掃地，尊嚴無處尋獲，電影《東京奏鳴曲》巧妙地把握了失業者的感受。46歲的主人公佐佐木原本是一家健康器材生產商的總務課長，但因公司將部分業務遷往中國被解雇。由于獨自承擔一家四口的經濟來源，佐佐木不敢把消息告訴妻子，于是每天依然穿上西服、背著公事包去“假裝上班”，實則在外游蕩，尋覓新工作。

一天他在排隊領救濟餐時，碰見了老同學黑須。如果說佐佐木是害怕把重壓轉移給家人而選擇隱瞞事實的話，失業兩個月的黑須的舉動更像他自己都還無法接受這樣的結果，轉而沉溺在曾經的“輝煌”中苦苦支撐，不愿醒來：他給手機設定了一小時響5次的鬧鐘，當聲音響起時，黑須就佯裝接起電話，表現出公事繁忙的樣子。

當“假裝上班”從虛構走向現實，讓失業者感到不堪其重的原因不僅在于受到詆毀和責任被轉嫁到自己身上，英國社會學家大衛·弗雷恩在《對工作說不》一書中繼續指出，就業本身也是造就失業負面體驗的緣由。全職工作通常只允許人們在有限空間內培養興趣愛好、技能和社交關系，使人們缺乏工作以外的個人和社會資源?！爱斎藗兟暦Q喜愛工作時，可能是因為工作能讓他們體驗滿足，但同樣也可能是他們缺少其他與工作一樣被社會認同、能夠帶給自己成就感的機會。”

除了工作，生活幾乎沒有其他切實際的替代方案，它一方面令人感到挫敗并轉而投奔工作的懷抱，尋求意義來源；另一方面，它局限了失業者想象生活方式的眼光，讓人無所適從。一位受訪者在“假裝上班”新聞里的訴說正好證明了這一點，在被裁員后，他本來覺得能正好借此機會好好休息一下，但卻越休息越覺得累。他在采訪中說，“一般的休息就是休假，到時間了你還要回去上班。可我這種是無期限的。沒有截止時間的休假讓我感到慌亂?！碑斏畹囊磺?，乃至休息時間都圍繞著工作來展開，沒有了工作就仿佛失去支點，無所依憑的感覺也是很煎熬的，某種程度上，“假裝上班”提供了一味緩釋痛苦的藥方。

03 向往自由的同時，人們也在逃避自由

不同于“自由”一詞平常所包含的褒揚、正面意味，無論是網友對于宣揚自由職業的批評，或是假裝上班情況的出現，都點出了一種不被完全接納，甚至令人有些抗拒，渴望回避的自由。

在美國哲學家艾里希·弗洛姆看來，經濟自由主義、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及私生活中的個人主義等原則清楚表明了人渴望自由的傾向，前社會各個方面束縛人的羈絆也的確在逐個被解除。但自由有時會以一種負擔和危險的面目出現，人們在得到自由的同時也體驗到孤獨、渺小、脆弱、焦慮，繼而產生逃避自由的強烈沖動。因此，有人選擇放棄自由，臣服于權威，或與世界建立某種依賴關系，借此擺脫不安感，哪怕代價是麻痹真實感受，甚至讓渡自我、套上他人的期望，也在所不惜。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解釋了“逃避自由”的更大原因在于一種滯后和錯位，即人在失去為自己提供安全的紐帶時，整個人類個體化進程所依賴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條件又沒能給個體化的真正實現提供基礎。在這種語境下，自由是消極、被動的，人們只能“不做什么”，而未能擁有“去做什么”且毫無外界阻礙的全部權利，此時拒絕自由是情有可原的，空談自由也是盲目樂觀的。

當人被限制在選擇題中作答，且選擇任一都意味著要承擔其代價的時候，揭開朝不保夕群體內的裂痕與“假裝上班”的流行話語實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反映了人們在困境中的適應性生存。然而，自由的擴大也并不總是惡性循環，弗洛姆堅信積極自由的存在，只是首先需要經濟社會的變化允許個人在實現自我上獲得自由，其次也需要個人持續不斷地發掘屬于自己的人生目的，激發更加全面完整的人格，從而有力量去迎接自由的到來。

畢竟，自由總歸是令人向往的。就像短視頻平臺流行起來的“扮鳥”風潮，年輕人換上寬松的T恤，遮住四肢，唱“忍不住化身一只固執的鳥”，享受學業、就業外的片刻輕松。人類學家項飆在接受《紐約時報》訪談時，替“扮鳥”的人道出了心聲：“我現在看不到太多選擇，但我依然能夠想象自由的生活是什么樣的。”

其他參考資料：

https://www.chinadaily.com.cn/a/202210/14/WS6348b22ca310fd2b29e7c5ff.html

https://mp.weixin.qq.com/s/8PhUjiPHRNucXUyDVDfSlA

http://www.cfztjj.com/article/12537347.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02/world/asia/china-birds-social-media.html?searchResultPositio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