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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壽命延長養老金缺口變大 自己的退休準備還得自己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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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壽命延長養老金缺口變大 自己的退休準備還得自己上心

在退休準備這件事上,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發揮各自的作用。

來源:視覺中國

日益增大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問題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加、人均壽命延長與人口老齡化程度上升、技術革新帶來的職場變革等因素都在加劇養老金缺口,讓養老成為一個全球性難題。“目前全球范圍內已知的養老金缺口達到70萬億美元,在未來的10到15年,養老金缺口預計會上升至200萬億美元。”美世成長型市場區域總裁David Anderson告訴界面新聞。

在中國,養老面臨諸多挑戰。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已延長至76歲,至2050年,中國預計會有超過6億退休人員。低生育率、低移民人口在加劇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壓力。Anderson在一篇發表于《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指出,中國人的養老金收益遠低于收入水平。北京的平均月度養老金為3573元,大約相當于55%的退休前收入。中國的整體養老金儲蓄余額相當于13%的GDP,顯著低于美國(140%)、丹麥(209%)、英國(96%)、日本(30%)和澳大利亞(113%)。

在這些令人憂慮的宏觀數字下,中國人是怎樣看待退休養老問題的?美世發布的《經濟保障新舉措》(The New Imperatives for Financial Security)報告提供了一些答案。

該報告的研究結果參考來自智利、中國、愛爾蘭、日本、北歐四國(丹麥、挪威、芬蘭和瑞典)、英國及美國的7000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的調研數據。報告發現,中國人對經濟保障的信心最足,雖然有53%的受訪者為未來的經濟狀況表示焦慮,但他們有信心擔負意料之外的開銷;中國人對政府的依賴程度也是調研國中最高的,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在退休計劃和養老金儲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接受界面新聞的采訪時Anderson表示,中國超高的家庭儲蓄率將有力地幫助中國應對養老金缺口問題。然而他同時指出,中國人的家庭儲蓄并未達到合理的收益水平,而且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提高意識,在退休準備上扮演相應的角色。

過半中國人認為無法為退休存夠錢,對政府養老的依賴度全球最高

半數受訪中國成年人認為自己有經濟保障,持這種觀點的受訪者更多集中在已婚夫妻、企業高管、55歲以上的成年人、房產擁有者和收入水平超過全國中位收入兩到三倍的人群中。認為自己缺乏經濟保障的受訪者則更多集中在單身、普通工人、18至24歲的年輕人、租房者和收入水平不及全國中位收入1.5倍的人群中。值得注意的是,67%的企業高管認為自己有經濟保障,該比例比普通員工高17%。

53%的受訪者表示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有焦慮感,只有43%的受訪者有信心在退休前存夠養老錢,然而只有29%的人認為這是讓他們對財務狀況感到焦慮的原因——這在全球范圍內屬于最低水平。引發中國人焦慮的兩大原因是個人健康狀況(56%)和經濟大環境(47%)。另外,不到一半的受訪者(49%)有信心能夠在有生之年擔負自己的開銷。

調研發現,中國人期望自己會有20到25年的退休生涯,高于全球平均值(15到20年)。3/4中國成年人期望自己能夠活到80歲,70%希望能夠在完全退休后依然保持理想的生活質量。

報告的一個重要發現是,雖然為退休做準備是個人責任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然而中國人依舊強烈依賴政府,仍然有待做出切實行動來加強經濟保障能力。74%的中國成年人認為自己應該為退休收入負責,這低于全球平均值(81%),而且52%的受訪者認為養老儲蓄是政府的責任,但全球范圍內持這一觀點的受訪者平均比例僅為31%。91%的中國成年人投資了退休保障計劃,但仍然有接近1/4的受訪者沒有計算過自己需要為退休準備多少資金。

Anderson指出,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在調研國家中是最大的,不過幸運的是中國的家庭儲蓄率高達38%,遠遠高于美國(3.5%)和英國(5.9%),這能幫助中國人抵御退休經濟風險。“但不幸的是這些儲蓄沒有被放在收益率高的長期投資渠道上,而是在收益率較低的短期投資渠道上。”Anderson認為,這部分是因為中國政府與金融機構未向中國人提供充足的長期投資渠道,部分是因為中國人在提高生活品質(如購買房車)和贍養缺乏養老金支持的家人方面投入較多。

中國人過于依賴政府是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國民對政府(養老)的信任度非常低,卻對個人責任有非常高的認同感。但在中國,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對個人責任的認知不及其他國家。人們沒有意識到,退休準備這件事最終其實還是取決于他們自己。”他說。

年輕人普遍感到經濟壓力,更愿意延遲退休

在經濟保障和退休問題上,年輕人的憂患意識更強。56%的18至34歲群體及35至54歲群體表示有財務壓力,而該比例在55歲以上群體中立刻下降至38%。年紀越輕的群體越認可延遲退休——73%的18至24歲受訪者和71%的24至34歲受訪者認為他們將一直保持工作,該比例在35至44歲群體中下降至56%后又在45之54歲和55至64歲群體中上升。

Anderson認為,中國人生活水平在過去三十多年里的顯著提高加強了年輕人對經濟保障的需求:“部分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經濟保障的必要性,部分是因為他們想要獲得更有品質的生活。他們不希望隨隨便便地退休,他們希望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他們希望能夠在退休后旅游,購買好的商品,照顧孩子。這些需求對于其他國家的人來說當然也很重要,但在中國絕對是更加強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年輕人非常樂意使用在線工具或移動端APP進行財務管理和養老規劃。99%的中國千禧一代(18至34歲)對網絡金融產品有興趣,94%愿意向APP提供個人信息。

當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在60多歲、70多歲甚至80多歲時工作,越來越多中國人預計自己將活到100歲時,強制退休年齡的概念就顯得不合時宜了。“未來的工作在很多方面將有極大變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們在未來會工作更長時間。在五六十歲的時候正式退休的概念已經非常,非常過時了。”Anderson說。他認為,中國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一方面要求雇主探索讓員工工作更久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員工為了提高經濟保障能力推遲退休年齡,另外中國經濟從傳統制造業向IT、金融、醫藥等服務業的轉型也為員工延長工齡提供了客觀條件,“在這些行業里工作的人通常有更長的職業生涯,因為這些工作對身體機能的要求不那么高,他們也通常能夠在更健康的環境中工作。”

這也意味著,企業需要擺脫年齡歧視的窠臼。

Anderson認為,這是員工年齡多元化的“新常態”下企業需要面對的現實要求,“在我們合作的許多全球領先跨國公司中,雇主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現他們正在面臨5個不同年齡段員工在一起工作的情景。不同年齡段的員工要如何合作?他們可以扮演怎樣不同的角色?”他指出,年長員工在需要更強同理心的崗位上往往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一些大型零售商開始招聘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員從事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相關工作。“所以我認為企業需要在這方面做一些調整,但這已經在發生了。5個年齡層員工都是當下勞動力中的一部分,他們需要找到和諧相處的方法。”

女性面臨更嚴峻的養老問題

雖然全球范圍內多數人都擔心無法在退休前存夠養老錢,但調研發現女性的擔憂程度更甚。中國的男女差異相對其他國家更小,然而女性仍然對退休準備更無自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擔心自己的經濟保障問題,更不易面對經濟突發事件,更對經濟狀況感到焦慮,更擔心自己無法存夠養老錢。

報告指出,就業狀況和收入不平等影響了女性的退休儲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仍然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女性更多集中在低收入和兼職崗位上,更傾向于為了照顧孩子與家人中斷事業,這都對她們的收入帶來了負面影響。因為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她們與收入相關的退休福利也將低于男性。

另外,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將儲蓄用來照顧他人而非滿足自己的需求;女性在投資方面風險意識更強,這也導致了她們為退休積累的財富收益率不及男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高4.6歲,這意味著她們需要更多的經濟資源來度過更長的退休生涯。

報告指出,行業領先的機構會為女性員工提供特殊的退休儲蓄計劃,如只針對女性的理財和投資工作坊、儲蓄比例和投資選擇監督、根據不同的性別行為量身制定退休儲蓄教育培訓項目、根據女性需求靈活安排工作量等。

Anderson表示,在解決女性養老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問題,而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用人成本的提高:“如果女性的平均薪資和男性相比過低,那意味著男性的薪資相對而言過高了,所以這就是現有薪資再分配的問題,而不一定意味著在女性身上付出更多用人成本。企業需要設法完成這個過渡,讓企業在成本可控的范圍內避免不想要的結果,如重要崗位上男性員工的流失。企業需要在一段時間里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并不一定是以用人成本提高為代價的。”

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在退休準備上發揮作用

Anderson認為,在退休準備這件事上,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發揮各自的作用。對個人而言,承擔退休儲蓄的個人責任,將部分家庭儲蓄從短期、高風險的儲蓄投資渠道轉向長期儲蓄投資渠道非常重要。

在政府層面,應該制訂實施完善的退休養老法律法規來為公民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對雇主而言,責任在于為員工提供高質量的、經過嚴密評估的退休福利計劃。事實上,調研發現員工對雇主提供的金融相關建議有非常高的信任度。中國員工對雇主的理財建議的信任程度甚至高于專業金融人士提供的理財建議,他們希望所在的機構能夠提供簡單易上手的、安全的數字金融工具。86%的成年人表示他們信任雇主給出可靠、獨立的儲蓄投資建議,該比例顯著高于雇主推薦的金融顧問(67%)和在線金融工具或應用(66%)。“雇主低估了他們對員工的行為有多大的影響力,也低估了員工對他們提供的解決方案有多信任……他們相信擺在他們面前的醫療和退休儲蓄計劃是經過雇主仔細審核評估的。”

Anderson指出,企業應該設法激勵員工共同參與退休儲蓄。目前有兩種方式較為有效:第一種是對等貢獻系統(matching contribution system),即員工與雇主以相同比例參與退休儲蓄;第二種是漸進式貢獻計劃(elevator contribution program),即員工同意將一定比例的未來薪資漲幅投入退休儲蓄。

另外一種近年來較受關注的退休儲蓄激勵措施由一家名為Nudge的理財教育機構提出。該公司利用經濟心理學激勵個人采取措施,如告訴個人在他/她所生活的街區里,與他/她有相似收入水平的人有50%更多的退休儲蓄。“他們做的是利用同伴壓力,這種‘輕推’(nudge)經濟心理學被證明非常有效,因為我們都不確定與我們相似的人情況是如何的,但我們被告知我們在某一方面落后了,一種自發的內在競爭心理就會告訴我們,天哪我最好做點什么。”Anderso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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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壽命延長養老金缺口變大 自己的退休準備還得自己上心

在退休準備這件事上,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發揮各自的作用。

來源:視覺中國

日益增大的養老金支付壓力問題正在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關注。經濟發展不確定性增加、人均壽命延長與人口老齡化程度上升、技術革新帶來的職場變革等因素都在加劇養老金缺口,讓養老成為一個全球性難題。“目前全球范圍內已知的養老金缺口達到70萬億美元,在未來的10到15年,養老金缺口預計會上升至200萬億美元。”美世成長型市場區域總裁David Anderson告訴界面新聞。

在中國,養老面臨諸多挑戰。中國人的人均壽命已延長至76歲,至2050年,中國預計會有超過6億退休人員。低生育率、低移民人口在加劇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和養老壓力。Anderson在一篇發表于《金融時報》的文章中指出,中國人的養老金收益遠低于收入水平。北京的平均月度養老金為3573元,大約相當于55%的退休前收入。中國的整體養老金儲蓄余額相當于13%的GDP,顯著低于美國(140%)、丹麥(209%)、英國(96%)、日本(30%)和澳大利亞(113%)。

在這些令人憂慮的宏觀數字下,中國人是怎樣看待退休養老問題的?美世發布的《經濟保障新舉措》(The New Imperatives for Financial Security)報告提供了一些答案。

該報告的研究結果參考來自智利、中國、愛爾蘭、日本、北歐四國(丹麥、挪威、芬蘭和瑞典)、英國及美國的7000名18歲以上的成年人的調研數據。報告發現,中國人對經濟保障的信心最足,雖然有53%的受訪者為未來的經濟狀況表示焦慮,但他們有信心擔負意料之外的開銷;中國人對政府的依賴程度也是調研國中最高的,他們認為政府應該在退休計劃和養老金儲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在接受界面新聞的采訪時Anderson表示,中國超高的家庭儲蓄率將有力地幫助中國應對養老金缺口問題。然而他同時指出,中國人的家庭儲蓄并未達到合理的收益水平,而且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提高意識,在退休準備上扮演相應的角色。

過半中國人認為無法為退休存夠錢,對政府養老的依賴度全球最高

半數受訪中國成年人認為自己有經濟保障,持這種觀點的受訪者更多集中在已婚夫妻、企業高管、55歲以上的成年人、房產擁有者和收入水平超過全國中位收入兩到三倍的人群中。認為自己缺乏經濟保障的受訪者則更多集中在單身、普通工人、18至24歲的年輕人、租房者和收入水平不及全國中位收入1.5倍的人群中。值得注意的是,67%的企業高管認為自己有經濟保障,該比例比普通員工高17%。

53%的受訪者表示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有焦慮感,只有43%的受訪者有信心在退休前存夠養老錢,然而只有29%的人認為這是讓他們對財務狀況感到焦慮的原因——這在全球范圍內屬于最低水平。引發中國人焦慮的兩大原因是個人健康狀況(56%)和經濟大環境(47%)。另外,不到一半的受訪者(49%)有信心能夠在有生之年擔負自己的開銷。

調研發現,中國人期望自己會有20到25年的退休生涯,高于全球平均值(15到20年)。3/4中國成年人期望自己能夠活到80歲,70%希望能夠在完全退休后依然保持理想的生活質量。

報告的一個重要發現是,雖然為退休做準備是個人責任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然而中國人依舊強烈依賴政府,仍然有待做出切實行動來加強經濟保障能力。74%的中國成年人認為自己應該為退休收入負責,這低于全球平均值(81%),而且52%的受訪者認為養老儲蓄是政府的責任,但全球范圍內持這一觀點的受訪者平均比例僅為31%。91%的中國成年人投資了退休保障計劃,但仍然有接近1/4的受訪者沒有計算過自己需要為退休準備多少資金。

Anderson指出,中國的養老金缺口在調研國家中是最大的,不過幸運的是中國的家庭儲蓄率高達38%,遠遠高于美國(3.5%)和英國(5.9%),這能幫助中國人抵御退休經濟風險。“但不幸的是這些儲蓄沒有被放在收益率高的長期投資渠道上,而是在收益率較低的短期投資渠道上。”Anderson認為,這部分是因為中國政府與金融機構未向中國人提供充足的長期投資渠道,部分是因為中國人在提高生活品質(如購買房車)和贍養缺乏養老金支持的家人方面投入較多。

中國人過于依賴政府是個值得警惕的現象。“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的國民對政府(養老)的信任度非常低,卻對個人責任有非常高的認同感。但在中國,人們對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對個人責任的認知不及其他國家。人們沒有意識到,退休準備這件事最終其實還是取決于他們自己。”他說。

年輕人普遍感到經濟壓力,更愿意延遲退休

在經濟保障和退休問題上,年輕人的憂患意識更強。56%的18至34歲群體及35至54歲群體表示有財務壓力,而該比例在55歲以上群體中立刻下降至38%。年紀越輕的群體越認可延遲退休——73%的18至24歲受訪者和71%的24至34歲受訪者認為他們將一直保持工作,該比例在35至44歲群體中下降至56%后又在45之54歲和55至64歲群體中上升。

Anderson認為,中國人生活水平在過去三十多年里的顯著提高加強了年輕人對經濟保障的需求:“部分是因為他們看到了經濟保障的必要性,部分是因為他們想要獲得更有品質的生活。他們不希望隨隨便便地退休,他們希望過上體面的退休生活。他們希望能夠在退休后旅游,購買好的商品,照顧孩子。這些需求對于其他國家的人來說當然也很重要,但在中國絕對是更加強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年輕人非常樂意使用在線工具或移動端APP進行財務管理和養老規劃。99%的中國千禧一代(18至34歲)對網絡金融產品有興趣,94%愿意向APP提供個人信息。

當越來越多的人愿意在60多歲、70多歲甚至80多歲時工作,越來越多中國人預計自己將活到100歲時,強制退休年齡的概念就顯得不合時宜了。“未來的工作在很多方面將有極大變革,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們在未來會工作更長時間。在五六十歲的時候正式退休的概念已經非常,非常過時了。”Anderson說。他認為,中國社會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一方面要求雇主探索讓員工工作更久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員工為了提高經濟保障能力推遲退休年齡,另外中國經濟從傳統制造業向IT、金融、醫藥等服務業的轉型也為員工延長工齡提供了客觀條件,“在這些行業里工作的人通常有更長的職業生涯,因為這些工作對身體機能的要求不那么高,他們也通常能夠在更健康的環境中工作。”

這也意味著,企業需要擺脫年齡歧視的窠臼。

Anderson認為,這是員工年齡多元化的“新常態”下企業需要面對的現實要求,“在我們合作的許多全球領先跨國公司中,雇主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現他們正在面臨5個不同年齡段員工在一起工作的情景。不同年齡段的員工要如何合作?他們可以扮演怎樣不同的角色?”他指出,年長員工在需要更強同理心的崗位上往往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因此目前一些大型零售商開始招聘接近退休年齡的人員從事直接面對消費者的相關工作。“所以我認為企業需要在這方面做一些調整,但這已經在發生了。5個年齡層員工都是當下勞動力中的一部分,他們需要找到和諧相處的方法。”

女性面臨更嚴峻的養老問題

雖然全球范圍內多數人都擔心無法在退休前存夠養老錢,但調研發現女性的擔憂程度更甚。中國的男女差異相對其他國家更小,然而女性仍然對退休準備更無自信。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擔心自己的經濟保障問題,更不易面對經濟突發事件,更對經濟狀況感到焦慮,更擔心自己無法存夠養老錢。

報告指出,就業狀況和收入不平等影響了女性的退休儲蓄。男女同工不同酬的情況仍然在全球范圍內廣泛存在,女性更多集中在低收入和兼職崗位上,更傾向于為了照顧孩子與家人中斷事業,這都對她們的收入帶來了負面影響。因為女性的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男性,她們與收入相關的退休福利也將低于男性。

另外,和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將儲蓄用來照顧他人而非滿足自己的需求;女性在投資方面風險意識更強,這也導致了她們為退休積累的財富收益率不及男性;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顯示,女性的平均壽命比男性高4.6歲,這意味著她們需要更多的經濟資源來度過更長的退休生涯。

報告指出,行業領先的機構會為女性員工提供特殊的退休儲蓄計劃,如只針對女性的理財和投資工作坊、儲蓄比例和投資選擇監督、根據不同的性別行為量身制定退休儲蓄教育培訓項目、根據女性需求靈活安排工作量等。

Anderson表示,在解決女性養老問題之前,首先需要解決的是男女同工不同酬問題,而這并不一定意味著企業用人成本的提高:“如果女性的平均薪資和男性相比過低,那意味著男性的薪資相對而言過高了,所以這就是現有薪資再分配的問題,而不一定意味著在女性身上付出更多用人成本。企業需要設法完成這個過渡,讓企業在成本可控的范圍內避免不想要的結果,如重要崗位上男性員工的流失。企業需要在一段時間里解決這個問題,但這并不一定是以用人成本提高為代價的。”

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在退休準備上發揮作用

Anderson認為,在退休準備這件事上,個人、雇主和政府都應該承擔各自的責任,發揮各自的作用。對個人而言,承擔退休儲蓄的個人責任,將部分家庭儲蓄從短期、高風險的儲蓄投資渠道轉向長期儲蓄投資渠道非常重要。

在政府層面,應該制訂實施完善的退休養老法律法規來為公民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對雇主而言,責任在于為員工提供高質量的、經過嚴密評估的退休福利計劃。事實上,調研發現員工對雇主提供的金融相關建議有非常高的信任度。中國員工對雇主的理財建議的信任程度甚至高于專業金融人士提供的理財建議,他們希望所在的機構能夠提供簡單易上手的、安全的數字金融工具。86%的成年人表示他們信任雇主給出可靠、獨立的儲蓄投資建議,該比例顯著高于雇主推薦的金融顧問(67%)和在線金融工具或應用(66%)。“雇主低估了他們對員工的行為有多大的影響力,也低估了員工對他們提供的解決方案有多信任……他們相信擺在他們面前的醫療和退休儲蓄計劃是經過雇主仔細審核評估的。”

Anderson指出,企業應該設法激勵員工共同參與退休儲蓄。目前有兩種方式較為有效:第一種是對等貢獻系統(matching contribution system),即員工與雇主以相同比例參與退休儲蓄;第二種是漸進式貢獻計劃(elevator contribution program),即員工同意將一定比例的未來薪資漲幅投入退休儲蓄。

另外一種近年來較受關注的退休儲蓄激勵措施由一家名為Nudge的理財教育機構提出。該公司利用經濟心理學激勵個人采取措施,如告訴個人在他/她所生活的街區里,與他/她有相似收入水平的人有50%更多的退休儲蓄。“他們做的是利用同伴壓力,這種‘輕推’(nudge)經濟心理學被證明非常有效,因為我們都不確定與我們相似的人情況是如何的,但我們被告知我們在某一方面落后了,一種自發的內在競爭心理就會告訴我們,天哪我最好做點什么。”Anderson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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