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湯雨 趙榮美 王進

圍繞“碳排放權”這塊蛋糕，有的國家站在道德制高點上，指手畫腳，試圖主導“全球氣候治理”格局；有的國家志在經濟發展，自然不甘受限；還有的國家左右為難，只能消極被動地跟隨。

聯合國氣候大會一年一開，達成協議文本無數，卻收效寥寥。大會之外，大戰暗流早已在科技、經貿、文化乃至外交等多領域涌動，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拜登重回《巴黎氣候協議》，新一輪大國博弈的主戰場從“石油大戰”（詳見《石油大戰①：陰謀籠罩？》《石油大戰②：大國博弈？》《石油大戰③：誰是贏家？》《石油大戰④：化危為機？》）切換到“碳排放大戰”。

發起國目的何在？優勢如何？又有那些措施和手段？哪些國家將被動應戰？又將如何應對？有無勝算可能？

一、誰主導大戰？

美國，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發起并主導“碳排放大戰”。

目標：限制發展中國家發展空間，特別是發展中大國；固化現有國際分工，強化美國主導地位，繼續通過金融收割全球；占領新能源產業鏈頂端，擴大并占據國際新能源設備市場，通過標準及技術授權收割其他設備制造國；增加美國國內就業機會，穩定執政基礎等。

優勢：從能源及經濟結構、技術裝備、國際關系和全球影響等方面看，優勢明顯。

從能源結構看，自2009年奧巴馬上任后，煤炭消費一路走低（見圖1藍色線條），老舊煤電機組自2012年開始大規模退役，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陸續被天然氣、石油超越，2019年更是被再生能源超過。時至今日，煤炭僅占美國一次能源消費的十分之一。而在新冠疫情肆虐時期，可再生能源依然保持增長，勢頭如虹。“碳排放”不再是能源消費增長的瓶頸。

從經濟結構看，美國作為老牌發達國家，牢牢把持著高端制造業與金融服務業，能源消費與經濟發展基本脫鉤，降低碳排放對其經濟影響有限，其結構性失業或可通過新能源創造的就業機會彌補。

從技術裝備看，美國可再生能源起步早，技術底蘊深厚。以光伏為例，各類型光伏電池轉換效率記錄保持者均為美國（以及歐洲和日本）相關機構；另外，風電、儲能、氫能、新能源汽車等裝備制造業，美日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占明顯甚至絕對性優勢。

從國際關系看，美國盟友眾多。聯合國等諸多國際組織大都受其操縱或影響，更遑論其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與金融觸手，胡蘿卜加大棒之下，一呼百應。

從全球影響看，經過數十年潛移默化的運作和宣傳，綠黨堅持的“綠色轉型”理念已經滲透全球、深入人心，發展中國家很多知識精英深信不疑，甚至已經成為左右政府決策的支柱力量。

劣勢：主要來自于美國國內的草根和政治力量（詳見《碳排放大戰②：政治博弈》）。

從就業前景看，傳統能源和傳統制造業等產業衰退帶來的結構性失業是否能很快被新能源相關行業吸納？否則，或引致茶黨和“黃背心”們聯手行動，為共和黨所利用，在中期選舉中失手。

從政府支出看，拜登雄心勃勃的政府支出計劃，短期內將有效推動疫情后的美國經濟復蘇，并在全球范圍內“大割一批韭菜”，但同時面臨美元貶值、國內物價普漲、稅負普遍提高等尷尬局面。如果經濟復蘇的成績不能持續，抵消不了負面效應，下屆總統選舉或將易黨。

從政治對手看，雖然共和黨在參眾及總統選舉中失手，但輸贏面很小，共和黨支持面和群眾基礎依然堅固。在未來復雜的國際形勢下，如果拜登的政策效果失衡，甚至一個小小的政治黑天鵝事件，都可能是共和黨未來四年決勝成功的機遇。

措施：作為全球化分工體系的始作俑者，拉聯盟、定規則、貿易制裁、技術壟斷及金融控制等一系列組合拳輕車熟路。

1、與歐、日、韓、加、澳等發達國家及地區結成“氣候聯盟”，形成美國在全球氣候治理格局的絕對話語權；

2、通過聯盟制定符合美國利益的規則，通過規則控制大多數國家，少數不接受的國家將被美國及其盟友全方位限制，尤其在國際經貿領域；

3、依托美國技術建立各種國際標準體系，實現可再生能源領域技術壟斷，并通過各種“莫須有”罪名打壓競爭者，如華為5G;

4、有條件的金融援助，在打開各國綠色能源市場的同時，也輸出美國“制造”；

5、控制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停止對傳統能源項目貸款；

……

這場大戰，美國可利用的工具很多且效果卓然。如果拜登能維護住民主黨的主動權，這場曠日持久的“碳排放大戰”中，美國短期、中期和長期利益都將看好。

歐盟，綠黨的發源地，無論是歐盟各國精英的呼聲，還是化石能源緊缺帶來的隱憂，歐盟一直是“全球氣候治理”最積極的呼吁者，也是“碳排放大戰”的發起者。雖然歐盟加總規模大，但各個國家體量小，單個國家難以挑起重擔——成為主導者。在特朗普退出《巴黎氣候協議》后，也僅僅用了“pity（遺憾）”小聲表達不滿。

縱使不能主導戰局，這場大戰對于歐盟依然意義深遠：一方面依靠技術與金融優勢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另一方面通過排放限額打壓后發國家；更重要的是，可為打造“歐元-碳排放”體系參與全球金融收割打好基礎。所以，歐盟的目標很清晰。

歐盟的優勢與美國類似：經濟發展與能源消費基本脫鉤；可再生能源占比冠絕全球，接近20%，部分國家甚至接近80%；節能、新能源技術和裝備全球領先；風電，特別是海上風電等技術至今無人匹敵。

全球影響力不足的歐盟，自然是緊跟美國，成為“氣候聯盟”二當家，狐假虎威，在技術、金融乃至國際貿易等領域一起圍剿發展中國家，其一手打造的“碳交易”市場與“碳關稅”概念也將成為氣候聯盟的有力武器。

至于日、韓、新、澳等發達“小弟”，自然是唯美國馬首是瞻，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求現有秩序不被后來者打破，分享國際分工固化下的利益。

二、誰被動應戰？

早已完成工業化進程的發達國家，大多實現了“碳達峰”，碳排放均處于下行通道。新興經濟體基礎設施待建，工業加快發展，碳排放與日俱增，沒有例外。“碳排放大戰”劍指何處，昭然若揭。

所謂“發展中國家”，發展才是第一要務。在政權穩定的前提下，

優先目標：實現本國經濟高速增長（5%以上）、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貧困人口不斷減少，以及相關的能源供給安全和能源普及化等。

次要目標：污染和環境治理、教育普及和全面提升等。

當優先目標和次要目標沖突時，當然以犧牲次要目標為代價，例如很多國家都經歷過“先污染，后治理”這一發展階段。現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各種污染依然非常嚴重。

至于“碳排放”，雖然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名義上將其作為政策的主要甚至首要目標，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則是“趕鴨上架”，勉為其難。

既然這場大戰并不以發展中國家意志為轉移，那么被動應戰的發展中國家是否有任何優勢？

世界人口排名前列的發展中大國，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亞、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亞、孟加拉國、埃塞爾比亞、菲律賓、埃及、越南、剛果等國（先不考慮中國和北美的墨西哥）。在“碳排放大戰”中，沒有任何優勢，但劣勢顯著。

首先，資金不足。實現能源低碳轉型非朝夕之功，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而發展中國家多以傳統能源為主，若不計成本投入升級改造，本國能源成本必將急速上升，對本國工商業的國際競爭力將是巨大打擊，甚至連能源普及率都將倒退，極易引發社會動蕩。當然，無法獲取外部貸款也將限制本國傳統能源的進一步開發利用。

以印度為例，煤電占比超過70%。2018年，莫迪政府宣布所有村莊實現電力供應。“各村莊都通電了,然而約有1.63億印度人仍然過著沒有電的日子”，《印度時報》當即打臉。事實上，一個“高達”55美元/戶的太陽能LED燈方案，就因成本過高被印度政府放棄。

其次，技術短板。可再生能源種類繁多，技術要求門檻較高，單一可再生能源難以滿足一國所需。在各種“綠色”基金的誘惑下，本國市場極易拱手于人。一旦形成依賴，本國技術性企業再難有出頭之日。

最后，能源安全。發展中國家主要依靠傳統能源，不少國家的油氣對外依存度較高，能源基礎設施嚴重不足，能源普及性較低，能源安全始終是發展中大國面臨的嚴峻問題。如果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及終端電氣化程度，發展中國家能源安全，包括電源、電網、運維、技術、系統、制造等將更多地依賴發達國家，更多地被發達國家掌控。

發展中小國在“碳排放大戰”中更沒有話語權。

三、沖突的焦點？

氣候災難作為高懸人類頭頂的眾多“達摩克里斯之劍”之一，限制溫室氣體排放和減緩升溫速率已成為眾多國家精英之共識（詳見《碳排放大戰①：前生今世》）。

已經并正在制造氣候問題的發達國家，一邊理所應當地享受著高排放生活，一邊卻毫無愧疚地要求追求同樣生活的發展中國家做出犧牲來保護地球，甚至連責任都不肯明確分擔，沖突的焦點非常突出。

歷史排放問題如何平衡？

站在道德制高點上，理直氣壯指責他國的發達國家，并非“氣候斗士”所標榜的那般清白無辜。畢竟，全球大氣二氧化碳濃度驟升的趨勢是從工業革命開始的。

從工業革命以來（1850-2018），保守測算，美國累計排放598億噸，是中國的兩倍以上，超過所有發展中國家總和，是當之無愧的“碳排放之王”。歐盟也以385億噸“屈居第二”。

氣候變化不單單是發展中國家造成的，發達國家長期累積的歷史排放,才是產生氣候變化問題的主要原因。

人均排放不公如何補償？

即使只看當前，從人均碳排放出發，除資源國外，發達國家的人均碳排放要遠高于發展中國家。如果按照西方的普世價值觀——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都應有同等碳排放權。

“如果每個中國人都以美國人的方式生活，地球將難以承受！”奧巴馬曾說過。那如果每個人都按美國人的方式生活呢？

美國前副總統、氣候先鋒阿爾·戈爾住宅的耗電量是美國平均水平的21倍。氣候特使克里，哪怕是去領取環保獎章，也不妨礙其乘坐人均碳排放是客機40倍的私人飛機。不知這兩位美國民主黨領袖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

消費國排放如何核算？

從生產者角度去核算溫室氣體，確實數據易得，操作方便。目前各國的排放清單也是這樣編制的，但這樣真的合理嗎？

發達國家占據全球產業分工的頂端，高碳產業早已轉移，享用著廉價資源與工業品不用擔責。而發展中國家不斷生產，通過外貿出口滿足他國消費需求，不僅要承擔“減碳”大任，相互之間還要在發達國家的“指導下”搶奪本已不多的發展空間。

能源生產國境遇相對較好，雖然世界人均碳排放前十的國家多為資源國，卻少見西方陣營的指責。畢竟，真惹火他們，或許就買不到足夠的油氣。但是，一旦西方陣營可再生能源轉型成功，資源國的“碳排放權”必將受限。

消費者理應承擔其消耗物品生產環節所產生的碳排放。

四、大戰之走向？

以上種種不公，讓“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這一原則被廣泛認同，發達國家必須對氣候變化承擔更多責任。然而，涉及到具體的減排責任、資金與技術支持等問題上，依然分歧嚴重，不打過一場“大戰”，勢必難見分曉。

這不是一場勢均力敵的大戰，但大戰的結果并非注定。

對于西方陣營而言，大戰動員早已開始，發達國家紛紛結盟，各種手段推陳出新，只待“對手”入轂。

對于發展中大國而言，盡管劣勢頗大，不得不被動提升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優先級，按照發達國家要求，打造“可測量、可報告、可核實”的碳排放核算體系與交易體系，為本國發展套上枷鎖，以應對可能的貿易與金融制裁。

但發展中大國并非沒有一戰之力，首要條件是團結一致，不給西方陣營逐個擊破的機會，才能不懼制裁，打破發達國家“先到先得”的叢林法則，在未來的全球利益分配中，取一杯羹。

其次，必須抱有魚死網破的底線思維，才能在這場大戰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畢竟，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球。

具體應對措施，我們有如下建議：

一是繼續大力發展工業，逼迫發達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對本國可再生能源、節能、污染治理等方面無條件支持，而不是趁人之危；

二是組建或加入全球碳交易市場，要求發達國家以購買本國碳排放配額的方式，減少本國碳排放，獲取經濟補償；

三是組建貿易同盟，抵制“碳關稅”，推行“碳消費稅”。

對于小國而言，由于工業體系尚不完備，毫無談判籌碼，無論是何方取勝，他們大概率只能止步不前，安心于農業與旅游業，為地球生態保護出一份力，區別僅僅是經濟補償的多少而已。

這是一場大國才有資格參與的大戰。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布，僅代表作者觀點。作者單位為國合洲際能源咨詢院。該機構專注于石油、天然氣、電力、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煤炭等能源相關行業的深度研究、評估和咨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