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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猶太公證人或為出賣《安妮日記》作者安妮·弗蘭克的罪魁禍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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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猶太公證人或為出賣《安妮日記》作者安妮·弗蘭克的罪魁禍首

阿諾德·范登堡以透露他人藏身處為交換條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

1940年,安妮·弗蘭克在學校里。圖片來源:Everett Collection/Rex

由某位前聯邦調查局特工領銜的一個舊案小組近日指控一名猶太公證人(notary)為向納粹當局出賣安妮·弗蘭克及其家人的主要嫌疑人。此人名為阿諾德·范登堡(Arnold van den Bergh),已于1950年去世,這項指控乃是基于一項為期六年的調查,以及安妮之父奧托·弗蘭克于戰后返歸阿姆斯特丹后所收到的匿名信。

匿名信聲稱,猶太居民委員會成員——德國占領者強迫猶太人成立的行政管理機構——范登堡將弗蘭克一家的藏身處以及其它一些躲藏者曾使用過的地址透露給了納粹。

依照聯邦調查局退休偵探文斯·潘考克(Vince Pankoke)及其團隊收集來的研究,羅斯瑪麗·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紀錄片與配套的《被出賣的安妮·弗蘭克》一書中提出,范登堡的動機是貪生怕死以及擔心家人被害。

潘考克得知,范登堡曾設法讓自己被劃為非猶太人,但他在某次商業糾紛后又重新被定性為猶太人。

據悉,范登堡在赫爾曼·戈林等納粹頭目強買藝術品的過程中擔任過公證人,他以透露他人藏身處為交換條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他本人以及女兒后來也都沒有被送進納粹集中營。

在1944年8月4日被發現前,安妮·弗蘭克和她的父親、母親伊迪絲和妹妹瑪戈特已一同在阿姆斯特丹約旦區運河邊一處庫房上方的隱蔽附屬建筑中躲藏了兩年。

這位年輕的日記作家被送往韋斯特博克中轉營,繼而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最后到了卑爾根-貝爾森,安妮于1945年2月在該處去世,年僅15歲,死因可能是斑疹傷寒。她業已發表的日記所跨越的時段為1942年至1944年8月1日,她正是在這一天寫下了最后一篇日記。

經過了一系列調查,究竟是誰將納粹帶到附樓的謎團仍未得到破解。據稱1980年去世的奧托·弗蘭克對那個人的身份已抱有強烈的懷疑,但他始終沒有將此公開。

戰爭結束后若干年,他告訴記者弗里索·恩特(Friso Endt),自己的家庭被猶太社群里的某個人出賣了。舊案小組發現,米普·吉斯(Miep Gies)是當初幫助這家人住進附樓的人之一,他1994年在美國演講時于不經意間透露稱,背叛安妮一家的人已于1960年離世。

警方于1947年及1963年先后就弗蘭克一家被出賣一案的相關情況展開過兩次調查。偵探之子阿倫德·范·赫爾登(Arend van Helden)負責第二次調查,他將匿名信的打印本提交給了舊案的復查人。

新書作者沙利文稱:“范登堡是個很有名的公證人,在當時屬于阿姆斯特丹六大猶太公證人之一。在荷蘭,公證人更像是享有崇高名望的律師,因公證人的身份而廣受尊敬。那時他正與一個委員會合作幫助猶太難民,早在二戰爆發前他們就逃離了德國。

“匿名信沒有直接提及奧托·弗蘭克,只是說‘你的地址被出賣了’。因此,真實的情況是,范登堡掌握了一些猶太人的藏身地址。這些地址與具體的人并沒有確切的聯系,也不能保證當初藏身于此的猶太人依然還在這里。他是為了逃避懲罰才把這些信息交出去的,當然你也可以說是為了保全性命以及家人。個人而言,我覺得他是個悲劇性的人物。”

(翻譯:林達)

來源:衛報

原標題:Anne Frank may have been betrayed by Jewish notary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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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猶太公證人或為出賣《安妮日記》作者安妮·弗蘭克的罪魁禍首

阿諾德·范登堡以透露他人藏身處為交換條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

1940年,安妮·弗蘭克在學校里。圖片來源:Everett Collection/Rex

由某位前聯邦調查局特工領銜的一個舊案小組近日指控一名猶太公證人(notary)為向納粹當局出賣安妮·弗蘭克及其家人的主要嫌疑人。此人名為阿諾德·范登堡(Arnold van den Bergh),已于1950年去世,這項指控乃是基于一項為期六年的調查,以及安妮之父奧托·弗蘭克于戰后返歸阿姆斯特丹后所收到的匿名信。

匿名信聲稱,猶太居民委員會成員——德國占領者強迫猶太人成立的行政管理機構——范登堡將弗蘭克一家的藏身處以及其它一些躲藏者曾使用過的地址透露給了納粹。

依照聯邦調查局退休偵探文斯·潘考克(Vince Pankoke)及其團隊收集來的研究,羅斯瑪麗·沙利文(Rosemary Sullivan)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紀錄片與配套的《被出賣的安妮·弗蘭克》一書中提出,范登堡的動機是貪生怕死以及擔心家人被害。

潘考克得知,范登堡曾設法讓自己被劃為非猶太人,但他在某次商業糾紛后又重新被定性為猶太人。

據悉,范登堡在赫爾曼·戈林等納粹頭目強買藝術品的過程中擔任過公證人,他以透露他人藏身處為交換條件,保全了家人的性命。他本人以及女兒后來也都沒有被送進納粹集中營。

在1944年8月4日被發現前,安妮·弗蘭克和她的父親、母親伊迪絲和妹妹瑪戈特已一同在阿姆斯特丹約旦區運河邊一處庫房上方的隱蔽附屬建筑中躲藏了兩年。

這位年輕的日記作家被送往韋斯特博克中轉營,繼而被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最后到了卑爾根-貝爾森,安妮于1945年2月在該處去世,年僅15歲,死因可能是斑疹傷寒。她業已發表的日記所跨越的時段為1942年至1944年8月1日,她正是在這一天寫下了最后一篇日記。

經過了一系列調查,究竟是誰將納粹帶到附樓的謎團仍未得到破解。據稱1980年去世的奧托·弗蘭克對那個人的身份已抱有強烈的懷疑,但他始終沒有將此公開。

戰爭結束后若干年,他告訴記者弗里索·恩特(Friso Endt),自己的家庭被猶太社群里的某個人出賣了。舊案小組發現,米普·吉斯(Miep Gies)是當初幫助這家人住進附樓的人之一,他1994年在美國演講時于不經意間透露稱,背叛安妮一家的人已于1960年離世。

警方于1947年及1963年先后就弗蘭克一家被出賣一案的相關情況展開過兩次調查。偵探之子阿倫德·范·赫爾登(Arend van Helden)負責第二次調查,他將匿名信的打印本提交給了舊案的復查人。

新書作者沙利文稱:“范登堡是個很有名的公證人,在當時屬于阿姆斯特丹六大猶太公證人之一。在荷蘭,公證人更像是享有崇高名望的律師,因公證人的身份而廣受尊敬。那時他正與一個委員會合作幫助猶太難民,早在二戰爆發前他們就逃離了德國。

“匿名信沒有直接提及奧托·弗蘭克,只是說‘你的地址被出賣了’。因此,真實的情況是,范登堡掌握了一些猶太人的藏身地址。這些地址與具體的人并沒有確切的聯系,也不能保證當初藏身于此的猶太人依然還在這里。他是為了逃避懲罰才把這些信息交出去的,當然你也可以說是為了保全性命以及家人。個人而言,我覺得他是個悲劇性的人物。”

(翻譯:林達)

來源:衛報

原標題:Anne Frank may have been betrayed by Jewish notary

本文為轉載內容,授權事宜請聯系原著作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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