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要過年了，上海寫字樓里Linda、Mary、Michael、Justin將擠上火車回家鄉，名字又變成了桂芳、翠花、二餅、狗剩。”近年來，類似的春節返鄉段子層出不窮，與此同時，吐槽親戚的帖子也屢屢在社交網絡上引起共鳴。

青年學者羅雅琳將它們統稱為“鄉怨”式返鄉寫作，這已成為幾乎每年春節必備的流行文化。在仔細分析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papi醬吐槽奇葩親戚的小視頻等“防親戚”指南的文本之后，她發現，正在春節從大城市返鄉的年輕人身上蔓延的“鄉怨”情緒，指向的是某種以“城鄉價值觀對立”的形式顯現的代際差異：對大都市原子化生活方式產生深刻體認的返鄉年輕人，如今已經難以忍受溫情脈脈的“鄉土中國”內綿密的人際關系和缺乏界線感的關懷。

被親戚追問工資多少、職位高低、買房了沒有、什么時候結婚生子……類似的經歷幾乎每一個返鄉年輕人都有，這是春節吐槽親戚的各種段子總能引發熱議的大背景。但羅雅琳注意到，當下的鄉怨敘事與傳統中國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六親不認的故事模板有著很大的不同：如今的年輕人吐槽的不是“窮親戚”，而是強勢的”小城中產”親戚，他們往往有更雄厚的經濟基礎和更穩固的社會地位，他們若隱若現的優越感往往讓在大城市里尚未站穩腳跟的年輕人抬不起頭來。比如在《春節自救指南》中，“二叔”可以拍著胸脯向“我”保證：“一個月工資有多少，到我單位工作要不要？”

因此，“這些關于‘過年回家’的集體吐槽，是‘小城中產的孩子們’在受過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與父輩之間的斗爭。”羅雅琳指出，在大城市生活工作的年輕人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都市新窮人”，于是“現代”價值觀便是他們反擊父輩的唯一武器。兩代人家庭觀念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本是無高下之分的兩種選擇，卻在年輕人占主場的輿論場中被貼上了“現代”與“傳統”、“世界化”與“地方性”、“先進”與“落后”的標簽，反映出的是鄉土中國失去了“現代性”的問題。

羅雅琳提醒我們注意，“鄉怨”式返鄉寫作與學院知識分子的“鄉愁”式返鄉寫作，實際上衍生自同一種文化心理——前者抱怨小城比大都市閉塞保守，后者感嘆農村美好人倫關系在城市化進程中被金錢社會所玷污。她指出，這兩種返鄉寫作都以鄉村的他者化為大前提，但我們需要自問的是，在當下中國，除了“城市”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正面生活價值的存在，讓“鄉土中國”不再是現代性追求中的異類？

《“鄉愁”與“鄉怨”：兩種“返鄉”寫作》

撰文 | 羅雅琳

2010年，學者梁鴻出版了“非虛構”作品《中國在梁莊》。這本書的寫作動機源自她對自己學院內“虛構的生活”產生懷疑，于是她帶著一種尋找“真正的生活”、“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和“最廣闊的現實”的愿望返回自己在河南穰縣梁莊的故鄉，希望以一種整體性的眼光探問鄉村現狀和它在當代社會變遷中的位置。2013年，她又出版了一部講述梁莊“進城農民”的作品《出梁莊記》。這本書與另外兩部紀實作品——美籍華人記者張彤禾的《打工女孩》、新疆女詩人丁燕“臥底”東莞工廠寫出的《工廠女孩》，同在2013年出版，讓“進城農民”成為當年的熱門話題。梁鴻回到自己的農村家鄉，以她的家人和鄉親的故事為主線，寫作有關當代農民命運的“返鄉日記”，這一行為迅速得到呼應。2015年春節期間，當時就讀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的博士生王磊光寫作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成為微信朋友圈和微博等社交媒體的熱門文章。2016年春節前夕，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師黃燈寫作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再次引發了人們的熱烈討論。這樣的寫作，或許與中國人文學科正在經歷著的“社會史視野”轉型息息相關。這些學院內的作者嘗試在傳統的散文寫作中加入社會學的視角，從他們身邊親友的故事中討論中國農村在現代化和城市化中的命運，既有真情實感，又有學理分析，因而都成為一時流行的文本。

《出梁莊記》描繪了一幅鄉土秩序與離鄉者共同凋敝的圖景。梁鴻以一種現實主義態度勾畫出打工者的生存狀態，雖然她寫了西安、南陽、內蒙古、北京、鄭州、深圳、青島等不同城市的進城農民生活，但這些人的命運似乎是一致的：一方面他們居住在生活條件惡劣的城中村，遭遇欺騙、工傷、排外、羞辱，始終無法融入城市生活；另一方面，他們也對致富懷有不切實際的渴望，參與打架、造假和傳銷，并積極加入城鄉對立的話語生產之中——“城里人好騙”。作者從農村走出，卻已適應城市生活，這使她陷入一種身份的兩難：同為梁莊的進城者，她與這些農民工有著基于血緣和地緣的親密性，但城中村、電鍍廠等環境，以及農民工為在這些環境中生存所采取的生活習慣和情感態度，也讓已經習慣于當“城里人”的作者產生種種不適感。

梁鴻使用“鄉愁”來統攝和克服這些矛盾的情感。她在《出梁莊記》的后記中引用帕慕克的“呼愁”，將自己對梁莊的情緒定義為現代化過程中人人都有的憂傷。對中國人而言，鄉土是必須背負的命運，它的別無選擇性讓《出梁莊記》顯得格外動人。事實上，這也是當下類似作品在處理城鄉問題時所共同借助的手段。張彤禾在《打工女孩》中將“背井離鄉”作為自己與打工妹們的認同基點。在徐則臣的“北漂小說”系列中，他也是通過在異鄉的無家可歸感，把賣假證者、賣盜版碟者、大學生、詩人等北京的“異鄉人”聯系在一起。“鄉愁”具有溝通不同人群的“公約數”性質，當作者將走出梁莊的打工者生活以一種“現代性鄉愁”的形態呈現出來，不同身份的讀者就都能在《出梁莊記》中找到哀傷而感人的力量。

然而，這又是一種稍顯簡單的態度，它把城鄉在空間上發展不均衡的事實變成了時間上對古老鄉村的懷念。《出梁莊記》中的農民工有缺點，但他們代表著故鄉，他們的缺點更展現出作為美好理想的鄉土風景、人倫秩序已經消逝，從而在使“鄉愁”更為濃郁的同時，也造成了對農民工現狀的潛在批判。鄉愁反過來確認了懷鄉者處于現代進步時間之中，而農民工則成為闖入現代空間的他者。書中屢屢可見作者對梁莊人的“國民性”批判：她認為梁莊人對自己親人在外的狀況漠不關心、逆來順受，認為城市把那些和善、羞澀、質樸的鄉親改變成不講規矩的打架者，等等。她把梁莊“算命仙兒”賢義姊妹們的麻木歸結為“這一切或許與農民身份無關，而與人的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的狹窄有關”，反而在賢義那兒發現了與“遙遠的過去和歷史的信息”相連的安靜、超脫的性質和“開放性、光明性”。此時的她已經快要陷入“東方主義”的危險邊緣：認為鄉村必須是寧靜、神秘的世外桃源，鄉村人必須淳樸、多情，否則就是自甘墮落，不值得人們對其有所關注或同情。在《出梁莊記》的后記中，面對正在開展的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梁鴻擔憂梁莊的人將離開泥土和原野，被困在高樓，進入“陌生人社會”，因而感到“疼痛慢慢淹沒我的整個身心”。這同樣不免讓人感到一種“東方主義”：引發傷感的既是農村的現實，也是身為“城市人”的作者那碎裂的田園故土夢。

在《中國在梁莊》和《出梁莊記》中，梁鴻對當代農村在市場經濟刺激下的道德衰敗和情感離析表達了深深的憂慮。同樣，在王磊光的返鄉筆記中，他也感嘆當前農村親情關系的淡漠和人與人之間的“原子化”狀態。在黃燈筆下的鄉村圖景中，“鄉風鄉俗的凋零”也是她所批判的對象。然而，對于這一問題，另一位學者劉大先在對顧玉玲的《回家》所寫的書評中給出的答案或許更近人情。同為“非虛構”作品的《回家》，寫的不是中國農民工，而是從臺灣地區返鄉的越南移民勞工，但一樣涉及勞工流動中倫理格局和情感模式發生變遷的問題。劉大先對此寫道：

情感在移動中發生變革，倒未必是被金權異化，而是對于這些人來說，情感過于奢侈——它原本在艱難人生中也不過是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更因為生活的重壓而空間被壓縮到最小。

那一幅民風淳樸、道德醇厚的鄉村圖景原本就出自我們的想象。無論是沈從文的湘西，還是汪曾祺的江南，都是作家對城市中的諸種“現代”病癥有所不滿，從而有意構想出的一個理想國度。人們時常將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與當下中國鄉村社會進行對照，以此說明傳統的社會結構被毀壞。然而，費孝通自己也曾聲明，“鄉土中國”只是他的一個ideal type（理想類型），一個從“具體事物”中提煉出來、還需要回到“具體事物”中不斷核實的“觀念中的類型”。鄉村的道德狀況并非時至今日才遭墮落，真實的鄉村生活中從古至今都存在虐待雙親、賣兒鬻女、拋妻棄子等情況，這些情況也并不唯獨發生在鄉村。若說道德墮落，難道今日中國都市的道德狀況會比農村好？“傳統的消逝”是當代中國社會的普遍狀況，只不過人們將鄉村視為“傳統”的化身，才會對其中“傳統的消逝”更為敏感，甚至產生苛責。

只有拋棄這種“鄉愁”的視角，才能將中國農村社會的變遷不是看成“傷逝”，而是看成可能的機遇。梁鴻、王磊光和黃燈在談到農村風俗墮落時，最為憂心的問題之一是農村老人的贍養問題。所謂的“留守老人”，也是當下新聞報道中最容易引發批判的話題。這樣的憂心是人道主義的，然而，在有著多年農村實地調研經驗的社會學者賀雪峰看來，“留守老人”反而反映了一種新型的“老人農業”模式的興起。賀雪峰提出了一種“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即在由年輕農民進城務工獲得務工收入之外，由年老父母在家種田，保持原有的農業收入。中老年農村人口很難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是，當前農機、農技、農藝的發展使他們完全具備在土地上耕作的能力。這樣的“老人農業”是半生產半休閑性質的，不僅具有經濟效益，而且有利于農村老年人保持人生趣味，參與人情往來。這并沒有人們想象中那么悲慘，反而提供了一種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農村出現的新型倫理形態實際上是與農村生產方式的變遷相配套的。人文學者因農村風俗的變遷而感嘆農村的衰敗，卻選擇性忽視了農村在現代生活之“變”中誕生的諸種活力。他們的“鄉愁”是真實感人的，卻受縛于一種關于農村的道德化視野，因而削弱了對于農村真實情況的把握能力。

在“鄉愁”之外，另一種流行于都市的鄉村敘述是“鄉怨”。“鄉怨”的出現同樣與“返鄉”這一行為有關，其寫作者同樣是那些從外地進入大城市并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當他們在春節這樣的日子“返鄉”之時，一種或可名為“鄉怨”的情緒便會集中爆發。

在曾經的流行文化里，“過年回家”是充滿喜慶的。20世紀80年代有朱明瑛在1984年春晚上唱紅的《回娘家》：“左手一只雞，右手一只鴨，身上還背著個胖娃娃。”90年代后期起最火的是陳紅唱的《常回家看看》：“媽媽準備了一些嘮叨，爸爸張羅了一桌好飯，生活的煩惱跟媽媽說說，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談談。”在這些耳熟能詳的文本中，回家充滿辛苦，家中不乏嘮叨，但它們始終是甜蜜的負擔。而如今的春節，“吐槽親戚”幾乎成為年年必備的流行文化。在2017年春節前夕，先是有上海彩虹室內合唱團的《春節自救指南》刷爆朋友圈。這首歌涉及父母逼婚、親戚“圍堵”、攀比與嘮叨等內容，引發年輕人的廣泛共鳴。緊接著，以吐槽成名的網紅papi醬也發布了小視頻“致某些令人討厭的親戚”。繼2016年春節前夕的“希望法律禁止所有討人厭的親戚過春節”之后，這是她第二次在春節前夕推出吐槽奇葩親戚的小視頻。種種“防親戚”指南，一出必成爆款。與“親戚”聯系著的，是那個被視為充滿人倫之美的“鄉土中國”，但當代年輕人似乎更愿意成為“都市”中的原子化個體。從這些文化新現象可以看出，某種或可被命名為“鄉怨”的情緒正在春節從大城市返鄉的年輕人身上蔓延。

平心而論，家鄉親戚的無盡追問確實是令人厭倦的。工資多少、職務高低、結婚與否、房子大小……這些功利性的問題和露骨的攀比破壞了關于“家”的溫馨想象：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不分彼此的互相扶持、無條件的接納與包容。但這些問題并非僅僅存在于“家鄉親戚”的世界，生活于大都市的年輕人每天同樣在進行著類似的自我拷問。只需隨便逛逛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校園論壇，就會發現每日熱門話題中也充斥著類似的問題：從要不要出國，到去工資高、沒戶口的私企還是工資低、有戶口的國企，從要不要和家境好但是自己不愛的人結婚，到如何通過房產證上名字的增減維護個人利益……為什么這些問題一從“家鄉親戚”口中說出，就顯得如此勢利、短淺、面目可憎？

“鄉怨”的普遍流行，并不是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嫌貧愛富的故事。《春節自救指南》中代表著負面形象的“隔壁老王”是一名有13輛路虎、剛進行過A輪融資的成功人士，papi醬也從未將窮親戚列為自己討厭的人群。被強烈吐槽的親戚大都事業小成、家境殷實，是改革開放以來乘著東風興起的所謂“小城新富”“小城中產”。他們憑借在家鄉累積的金錢和人脈基礎，再加上作為長輩的權威身份，足以在從大都市返鄉的年輕人面前指點江山。被教訓的年輕人經濟實力尚薄弱，又作為晚輩，無法理直氣壯地當面反擊，只好將自己的情緒在種種吐槽視頻、吐槽文章中發泄出來。

年輕人掌握的網絡技術，以及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過程中接受的“現代”價值觀，是他們反擊父輩的武器。因此，在微信、微博等新媒體上發布短視頻就成了年輕人發泄“鄉怨”的主要方式，這是父輩力所莫及而年輕人可以大展身手的地方。這些吐槽作品的立場，也是絕對“現代”、絕對符合當下政治正確的：性別平等、自由戀愛、尊重個人空間。與此相對應，家鄉則被呈現為過分“傳統”的：性別偏見、“逼婚”、肆無忌憚打聽隱私的“熟人社會”。在papi醬的“致某些令人討厭的親戚”中，聽“喊麥”和唱《好漢歌》成為“討厭親戚”的身份符號。在都市流行文化的階梯上，這是某種“低級”趣味的象征。家鄉的情況是否真的如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觀看視頻、進行吐槽狂歡之后，在經濟實力上落敗的年輕人終于在精神上、在文化品位上徹底戰勝了“庸俗”的“小城中產”。

小城鎮曾被視為中國經濟的特色和活力所在，在費孝通等人的設想中，中國小城鎮的發展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激發民間活力，促進城鄉一體化，避免以往城市化道路中對于農村的抽空。理想中的小城鎮既具有與大城市類似的生活設施和福利保障，又保留了鄉土社會較為悠閑的生活節奏和溫馨的人際關系，是最宜居的地方。如果說，中國傳統的故事模式是寒門貴子一朝發達就嫌貧愛富、六親不認，那么，在當前流行的親戚大吐槽中，我們看到的卻是進入都市的年輕人在強勢的親戚面前抬不起頭。這不是20世紀8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路遙的《人生》中的故事：回到故鄉的高加林雖能從德順老漢那里得到某種感人肺腑的道德教誨，但除了耕種貧瘠的土地之外別無選擇。而《春節自救指南》中的二叔滿可以對回鄉年輕人拍拍胸脯：“一個月工資有多少，到我單位工作要不要？”“小城中產”擁有這樣的底氣，正是中國小城近年來發展狀況良好的一個縮影。這群人本可以成為那些進入大都市打拼的年輕人的后方支援，卻以“煩人親戚”這樣的負面形象出現在大眾文化的視野中。“小城中產”恰好是“德順老漢”的反面：他們可以為下一代提供雄厚的經濟支持，卻再也無法帶來任何精神上的滋養。聯想到近年來支撐著節節攀升的北、上、廣房價的購房模式是普遍流行的“4+2”（一對夫妻加上雙方在小城的父母一起供房），甚至是“六個錢包”（指夫妻雙方的父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我們會看到小城市、小城鎮之于北、上、廣的徹底落敗——前者不僅在經濟資本上為后者輸血，在文化等級上也是遠遠不及后者的。

這些關于“過年回家”的集體吐槽，是“小城中產的孩子們”在受過高等教育、皈依大都市生活之后返身與父輩之間的斗爭。一方面，這是兩代人之間家庭觀念的差異。在傳統的大家族觀念中，姑姨叔舅過問年青一代的學習和生活狀況是理所應當的。而年青一代持有的家庭觀念是由夫、妻、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七大姑八大姨”是根本沾不上邊的無關人等。那些只有在過年才回家的年輕人無法與這些長時期見不著面的親戚產生同處一個“家”的認同，也就找不到與他們團聚的意義，更無法把他們的噓寒問暖和打聽近況視為真正的“關心”。這本是兩代人之間雖無奈但屬自然的“代溝”。另一方面，這也是年輕人用已經習慣的都市生活方式對故鄉的生活方式所進行的否定。在新一代的價值體系中存在著一種理想生活樣板：進新興企業工作而非考公務員，喝外國牛奶、吃進口維生素片而非家鄉的傳統飲食，做“丁克”而非生“二胎”，年底出國旅游而非回家過年……這本是并無高下之分的兩種選擇，卻被貼上“現代”與“傳統”、“世界化”與“地方性”的標簽，進而轉化為一種“先進”與“落后”的價值等級。對年青一代而言，“過年回家”就是從無限與世界接軌的大都市回到落后于現代世界的地方小城。親戚的不斷追問自然有討厭之處，卻也提供了大都市生活方式之外的另一種對照視角，或許其中不無道理。然而，在年輕人全盤接受了這一套“現代”價值體系之后，他們回家時遭遇的所有不適就再也無法導向自我反省，而是被輕易地歸納進“先進”與“落后”的理解框架。當兩代人的“代溝”被轉化為價值上的高下，代與代之間的理解就變得更為不可能。說到底，這依然是傳統的中國“大地”失去了現代性的問題。

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重視出身，即使通過科舉進入京城或在他處做官，也始終保有地方的文化傳統。而如今進入大都市的年輕人，無論來自何方，幾乎都接受著同一種以現代化和都市化為導向的文化教育。一旦談及傳統、家族，就有被視為小地方習氣脫落未盡的危險。我們無法再指望從小城走向大都市的人們能為自己出身的社群代言，“小城”也就無法在流行文化中獲得正面的形象。這樣看來，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對于“七大姑八大姨”的吐槽和學院知識分子的返鄉筆記，其實是同一種文化心理的衍生品。前者是抱怨小城比大都市閉塞保守的“鄉怨”，后者是感嘆農村美好人倫關系被金錢社會玷污的“鄉愁”。它們都無法在當下中國找到除“城市”之外的另一種正面生活價值的存在。

充滿“鄉怨”的知識青年憑借著在大都市學來的中產階層價值觀反擊父輩，但他們自己尚未成為真正的中產階層，否則就不會在親戚的提問前無地自容。他們的真正身份，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時代的“都市新窮人”。這群年輕人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活躍于新興媒體，操縱著當下的文化話語。他們大多懷抱著上升的夢想，卻陷落于消費社會創造出的過多欲望，臣服于虛擬經濟和金融資本支配下水漲船高的中國房市。借用汪暉的話說：“他們是不滿的源泉，卻未能展開新的政治想象；他們在消費不足中幻滅，卻不斷地再生產著與消費社會相互匹配的行動邏輯。”同為都市知識青年的文化產品，“鄉怨”和“鄉愁”構成了同一種社會進程的一體二面。“鄉怨”折射出他們的不滿，而“鄉愁”則映照出對新價值尋而不得的虛空。

“鄉愁”也好，“鄉怨”也好，都誕生于“返鄉”這一行為之中。正如梁鴻在《中國在梁莊》的前言中所表述的，“返鄉”這個動作誕生自她對于學院內“虛構的生活”產生懷疑，進而希望在鄉村尋找一種“真正的生活”。這是一種盧梭式的動機。盧梭基于對現代人生活的不滿，熱情歌頌前現代的野蠻人，其目的正在于批判現代生活的敗壞。然而，這種生活在“自然狀態”中的野蠻人并非真實存在的，而是盧梭有意制造的與現代社會相對立的虛構物。梁鴻希望在梁莊找到的“真正的生活”，也未嘗不是一種虛構。所謂“真正的生活”，不過是作者不滿于學院內和都市中的生活所虛構出來的對立面——一個理想世界。這種理想中的、虛構出來的“真正的生活”終于在現實的梁莊中落空，“鄉愁”于是誕生，虛構也就成了“非虛構”。同樣，年輕人在春節返鄉前爆發的“鄉怨”，也因他們將鄉土生活放置在城市生活的對立面，并對后者所代表的現代價值觀深信不疑。對于“鄉愁”和“鄉怨”的書寫者而言，鄉村始終在與城市的對照中顯現，因而無法避免地淪為城市及其所象征著的“現代”的異類。這樣的鄉村就只能呈現為一片沉淪的大地。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上升的大地：中國鄉土的現代性想象》第四章，內容有刪節，經出版社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