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塔門 劉丹

編輯 | 王朝靖

2021年網易數讀曾經整理過一份「在中國，哪個城市擁有最多的咖啡館」的數據，上海作為全球咖啡館數量最多的城市，毫無疑問排名第一。榜單上除了北上廣外，也都是成都、杭州、蘇州、重慶這樣的準一線城市。有意思的是，榜單后的留言區，出現了好幾次這樣的評論：居然沒有延吉？

作為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相當于一個縣級市，全市人口近69萬。根據第一財經去年3月的統計數據，上海的每萬人咖啡館擁有量為2.85家。而綜合當地店主的說法，四線城市的延吉，目前有800多家咖啡店，算下來每萬人咖啡館擁有量是上海的四倍多。

早在1992年中韓建交前夕，學者季羨林應邀前往延邊大學參觀訪問，就已經用「怪」來總結眼前的延吉，「三十萬人口的一個小城，竟有卡拉OK一百二十家，還有二十家在籌建中，另有人告訴我，城中類似卡拉OK的茶館、咖啡館之類，有400家。」

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上廣，四五線小縣城也在模仿這些大城市。「咖啡」就是一條這種模仿秀的線索。

這里有兩個延吉咖啡店小老板的故事。延吉是個特殊的樣本，從咖啡出發，能看到潮流如何隨這座城市浮動，又如何反過來勾勒出城市的肌理變化。

我對延吉的想象由一系列彼此矛盾的碎片拼接成的。印象最深的是「洋氣」——有位朋友轉述她延吉朋友的話說，延吉女孩絕不穿肉色打底褲。

眼前是一座由咖啡館串連起來的城市。咖啡館中折疊了兩種時空。店里，咖啡與落日燈、大葉綠植以及灰白色極簡風的裝修共同擺出首爾或者北上廣都市生活的精致腔調；穿過門口那塊小小的人工草坪，街對面的老民居和小電瓶立刻將場景扭轉為縣城，讓咖啡廳變得突兀起來。而城市新故事的產生，就是給突兀找到合理解釋的過程。

01 像韓劇那樣喝咖啡

面積100多平，有7個空間，對應7張桌。每塊空間的面積遠比北京或者上海市區內月租金3500元的合租屋單間大。這是90后朝鮮族青年小崔的咖啡店。

在延吉，類似的空間利用不是稀罕事——目前延吉最大的咖啡廳面積有1500平，去年12月開業，曾邀請韓國男團SuperJunior的成員金希澈等明星拍攝視頻站臺。坊間傳言，店的裝修成本高達700萬元。在大眾點評上，它的人均消費僅為51元。

同齡漢族小孩還在看《還珠格格》時，小崔就在看韓劇了，「人們總在咖啡廳里見面聊天。」潮流來到延吉，賣速溶咖啡的「茶座」和「咖啡座」由此出現。人們在里頭喝酒，打牌，比起咖啡廳，所謂的「咖啡座」其實更接近于酒吧。

2008年，韓國連鎖咖啡品牌「含旨咖啡」進入中國，并于2010年開設門店。「含旨剛進來，我就吵著要去。它是延吉第一家賣expresso，拿鐵、美式這些咖啡的店。」

「含旨咖啡」在延吉發展得最好的那幾年，也是朝鮮族勞務輸出大規模增長的時候。2008年前后，小崔父親在韓國的月收入換算成人民幣有兩萬多元——基本相當于當年上海城鎮居民的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小崔母親每個月在韓國也能賺一萬多元。

高中生小崔在咖啡館消費的第一杯咖啡要價24元，「好貴啊！但咖啡廳環境好，我樂意待。」他覺得朝鮮族對價格不敏感，「只要店里服務好，大家就覺得這個錢就是可以花的。」

上大學期間，小崔曾在韓國做過一年交換生，首爾的街巷里，每走幾步就有一家精品咖啡廳，人們把咖啡當作口糧，「想喝隨隨便便就喝了。」那時他就盤算著回延吉開店了，「延吉的咖啡行業完全能復制韓國的路線。」

畢業后，小崔先是去上海做建筑設計師。工作快四年，攢下三十多萬，來到2020年，他回到延吉。「失敗了大不了再去上海打工。」《2020咖啡消費市場洞察報告》提到，受疫情影響，咖啡服務行業的閉店率達到83.3%。

而小崔的店現在已經開到第4家。據他介紹，2020年延邊州新開了近200家咖啡店。「我們這是有點奇怪」，小崔說，「在延吉，做咖啡師和做公務員差不多，不愁工作。」

02 像網紅那樣喝咖啡

以延邊大學對面的大學城為背景——那是延吉最具代表性的「彈幕墻」，雙語招牌密集排布于建筑外墻，像屏幕上擠滿彈幕——迎著彈幕墻，舉起手中那杯印有「延吉」二字的咖啡拍照，配文關鍵詞：小首爾/假裝在韓國。

這是近兩年在小紅書等平臺打卡延吉的標準動作。把延吉印在杯套上是「后浪咖啡」店主小張的主意，這個店名來源于2020年五四青年節時，B站推出的演講視頻《后浪》。

「后浪咖啡」的英文是Young Blood，小張希望一切都是新鮮的，「牛奶、豆子，人，做咖啡的方式，萃取的手法，這些都要新。」

除了印有「延吉」的杯套，「后浪」的優勢還在于性價比，店里一杯美式14元，用券后不到10元。「我們賣的應該是目前東三省最便宜的SOE了。」有辨識度的杯套疊加價格優勢，小張的店很快躥升為延吉有名的「網紅店」。

至少在小張和小崔倆人的了解范圍里，「后浪」可能是當地少有的由漢族年輕人經營并且能賺到錢的咖啡店。小張還沒聽說過其他漢族咖啡店主，「開餐飲的有不少」，而小崔說起自己的一個漢族好友，「他就是不理解為什么要花錢去咖啡廳，就是覺得開咖啡廳不掙錢，我叫他去咖啡廳坐坐，他也不去。」

小張與小崔年齡相仿，但他得等到上了大學才常去咖啡館。「當時就是喜歡咖啡館的氛圍，還有機器，對味道其實沒有什么判別。」

他去的第一家咖啡店叫「頭福樂舒」，店名是topresso的音譯，也是韓國品牌，2013年進入延吉，2016年前后關店。與「含旨」相比，「頭福樂舒」不僅定價稍低，對小張這樣的學生來說還有個特別大的吸引力：店里的咖啡可以續杯。

后來對咖啡研究得多了，小張發現，延吉大多數咖啡館的環境和服務確實沒得說，反而是咖啡本身的質量沒跟上來。「尤其是很多國外品牌，到中國來都是想賺中國人的錢，賣的是優越感。咖啡說到底就是一個飲料，需要進到人的肚子里。」

小張的店算是「隨手」開起來的，本來是自己在家玩設備，越買越貴，越買越專業，完全可以開個店了。「中國人不騙中國人。」他總說這句話。

不同于市里大多數裝修講究、空間寬敞的咖啡店，小張的第一家咖啡店開在居民樓下面，是用陽臺改造出來的，面積9平左右。看到央視對延吉美食的報道，他又把「延吉」印在了杯套上，「雖然我們沒啥影響力，但也想為家鄉加油。」

在人們沒辦法出國旅游的第一年，延吉以「小首爾」之名成為「網紅城市」。背負著城市名字的「后浪」，也成為了被流量隨機選中的那個。

03 像北上廣那樣喝咖啡

「我們這確實是個小地方」，小崔說。但他不理解有些人從大城市回來后的優越感，「我還是挺喜歡我家鄉的。」尤其讓他自豪的是延吉人對潮流的講究，「很多開店的人會去北上廣深找設計師，不管出多少錢都要把最好的設計帶回來。」

潮流只在城市內部涌動。有一部叫《延邊口技》紀錄片記錄了世紀初延吉朝鮮族青年對BBOX的狂熱。主人公桂晶說，在上海，如果你問年輕人知不知道BBOX，十個人里可能有一個人知道，但在延邊，如果有一個年輕人不知道，那就很奇怪了。

小崔覺得，延吉咖啡館在2020年近乎于「奇葩」的增長勢頭，與本地「無業游民」變多了也有關系。延吉的機場在2020年3月暫停了飛韓國的國際航班，8月下旬才重啟。外出務工受阻，延吉也無力為年輕人提供太多就業機會。「在延吉，你想吃飯只能去做生意。」

2016年前后，以「咖啡陪你」破產為代表，曾經迅猛擴張的韓國咖啡品牌敗走中國。韓流也在中國退潮。「韓國沒什么可學的了」，小崔目標明確，要把上海的開店經驗帶回老家。「閃電泡芙」，他瞄準這款單品，「我在上海吃過，好吃。」現在這成了他們家店里的招牌。

韓國對于朝鮮族年輕人的吸引力正在消退。他們的父輩曾在韓國從事最為骯臟、危險和困難的工作，而年輕人想要體面，在老家開花店或者咖啡店。選擇去上海，選擇回延吉，選擇開咖啡店。在延吉，迭代的不只是人群，新的咖啡館也走在新的路上。

小崔對顧客有明確要求：不能在店里打牌，不能在店里喧嘩。「以前的咖啡館會講究韓國那種前后輩關系，現在20多歲開店的人會拒絕這些。」

04 像延吉人那樣喝咖啡

小張和「后浪」是延吉咖啡的特例。現在來店消費的本地人差不多能和游客持平，但就小張的觀察，在涌向「后浪」的人群中，大概只有10%到15%是朝鮮族客人，「而且幾乎沒有回頭客。」

從開店之初，小張堅持做口味偏酸的咖啡，他相信這樣才能更好地呈現豆子的風味，而且國內一線城市的精品咖啡店基本都在做偏酸的口感。但是，「之前韓國的咖啡比較苦，延吉人的咖啡口味也是偏苦的。」口味上的差異讓小張在開店前四個月收到許多差評。

有個客人罵他，說他的咖啡變質了，還好意思帶著印字的杯套，簡直是在給延吉抹黑。小張打電話反復解釋，對方就是不接受，氣得小張大哭一場。哭過也就過去了。他的咖啡要塞進寫著「延吉」的杯套里，再裝進印著「I DRINK COFFEE IN YANJI」的手提袋中，與城市緊緊抱在一起。「文化差異確實存在，但說來說去咱們都是同一個地方的人。」

非要說小崔和小張有什么交集，除了在延吉開咖啡店，還有就是他們都曾被一首歌打動。

歌是《阿里郎》，歌手叫Ugly Z，也和小崔小張差不多大，少年時在延吉、北京、天津等地輾轉，也曾去韓國打工。在《中國新說唱2020》舞臺上，Ugly Z用這首歌擊敗了對手。

他在歌詞里寫到，「不管我選擇的是錯與對，不管有多難都不退，好像真的只有代表我的同胞站到這個舞臺上，我才能安然入睡。」

小張常在店里播放這首歌，他專門為Ugly Z做了致敬海報，還主動跟游客介紹這是延吉出來的說唱歌手。「雖然他跟我不是一個民族，但是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地區，我覺得他的說唱很酷，能讓更多人了解我們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