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在達美航空1580航班自猶他州飛往俄勒岡州期間，邁克爾·德馬爾（Michael Demarre）忽然向客機的緊急出口走去。一份聯邦事件報告稱，他取下了門上的塑料覆蓋物，繼而猛拉把手，幾乎快要把艙門打開。附近的一名乘務員意識到了這一行為的性質并攔下了他。在余下的飛行時間里，其他乘客一直緊盯著他，唯恐他又離開座位。飛機落地后，調查人員問了他一個淺顯直白的問題：為什么要這么做？ 他對一名特工表示事關新冠疫苗。德馬爾稱，他的目標是制造事端，促使人們把聚光燈移到他的身上。他希望借助他們的熒屏來把自己的感受公之于眾。

“我這么做是為了吸引，”德馬爾解釋稱，這是一個經典的美式橋段。德馬爾冒險行為的陰暗諷刺之處——他的律師尚未就該事件發表評論——就在于他真的達成了自己的目的。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關注度。我（指本文作者Megan Garber）明白，我現在的討論相當于又給他帶了一波流量。但我提及他的原因在于，他的吸睛之舉構成了一項有用的推論。近年來興起了一種新的微型文學體裁，此類作品認為，美國人當前面臨的諸多緊急狀況中也包括廣泛的注意力危機。這些書的焦點和口吻各有不同，但其底層的論證套路在內核上都是一樣的：作為民主的基本原子，注意力將左右我們的命運。

德馬爾的出格行為對這些書的論證形成了支持，重點不一定在于該行為所造成的直接威脅，而在于它冷酷地警告美國人，任何人在注意力戰爭中都可能淪為叛亂分子。美國人在談論注意力時，傾向于訴諸控制的眼光——即認為它是某種我們可以隨心所欲地給予或收回的東西。關注乃是我們最顯見、最切身的“本錢”。但舊的語言難以刻畫新的現實——注意力經濟可能意味著在一處人頭攢動的集市里做公平買賣，人們兼任生活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這些書卻認為，這種經濟事實上讓我們變得極為脆弱。我們的時間與關切本來都是我們自己的，但現在不一樣了。一天，一個男人登上了客機，且明顯懷有劫持注意力的企圖。同行的乘客以及其余的大眾，都不得不陪著他把這局游戲玩到底。

在我撰寫此文之際（3月初），得克薩斯州開始對選擇相信孩子的父母進行犯罪調查（此處指今年2月得州州長下令調查所有允許孩童進行跨性別手術的家庭）。法庭宣布金·卡戴珊再次單身。佐伊·克拉維茨（Zo? Kravitz）身著貓女主題的服裝參加了《新蝙蝠俠》的首映式。1月6日委員會將以潛在的犯罪對唐納德·特朗普提起訴訟。科林·喬斯特（Colin Jost，約翰遜丈夫）協助斯嘉麗·約翰遜測試其新推出的護膚品系列。凱坦吉·布朗·杰克遜（Ketanji Brown Jackson）在最高法院確認聽證會召開前與參議員會晤。一項聯合國報告警告稱氣候變遷的災難正在迅速蔓延，若沒有激進的干預措施，它們可能會令一切緩和的努力都付諸東流。死于新冠者已達到5968096人。

 “我的經驗就是我同意予以關注的那些東西，”心理學先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9世紀末曾有這樣的論述。他對心靈的觀察既細致又全面，也奠定了當今美國人談論注意力的基本框架：注意力是興趣的衍生物，更重要的是它受到選擇的影響。我們可以穩妥地假定，詹姆斯沒有機會接觸互聯網。當今的新聞有如漩渦，每時每刻都在旋轉，帶來的信息兼具瑣碎性與歷史性，輕佻與莊重同在，誘人、苛刻、有趣、可怕、令人振奮、尷尬、轉瞬即逝、吵鬧——不勝枚舉，且尺度各異，要在這一切當中做出選擇的想法多少是有些荒唐了。就此而言，詹姆斯的定義固然為真，但還不充分。有關注意力的諸多文獻基于這個無限滾動時代（age of infinite scroll）的現狀，對他的范式進行了修正。

在新書《被盜的焦點：為什么你無法集中注意力——以及如何重新展開深度思考》（Stolen Focus: Why You Can't Pay Attention—And How to Think Deeply Again）里，約翰·哈里（Johann Hari）訪問了詹姆斯·威廉斯（James Williams）這位碰巧同名的倫理學家，他目前在牛津互聯網學會（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擔任研究員。

威廉斯談了他對注意力的三重界定：“聚光燈”（spotlight）是人們最熟悉的一種形式——它短暫、針對性強，是日常任務所需的那一型（例如考慮著裝、看電視劇或是讀新聞網站的文章）；第二層是“星光”（starlight）：它聚焦于長期的愿望與目標；第三層是“日光”（daylight），這一形式——之所以有此稱呼，是因為陽光讓人們可以看清自己周遭的環境——聚焦于人自身，與正念有相似之處，即你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以及為什么想要的方式。

這種層級化的框架也是人們耳熟能詳的，它令人回憶起弗洛伊德提出的三聯式心靈結構，或瑜伽練習中的bahya drishti與antara dtishti之分，前者聚焦外部而后者將眼光轉向內心。星光作為一件實用的東西，看起來可能有點像子彈日記（一種快速記錄的方法）或者愿景板。但當未來的夢想被具體地理解為專注與分心時，它也就有了全新的清晰性。網絡的誘惑也是如此。許多時候，我都發現自己會無意識地點擊某個吸引眼球的標題，接著閱讀里面的內容，繼而后悔不已。我集中精神，我當即想要申請退款。星光也許能讓我在瀏覽的時候更加有的放矢。我是否愿意勻出一部分隨性而寶貴的生活來考慮糖果的包裝選擇？答案可能是肯定的，但至少我可以有意識地做出這個決定。威廉斯的框架強調了現在與稍后之間的深刻聯系：短期的分心會造成長期性的影響。如果你始終找不到星光，那星光也就不能幫你定向。

珍妮·奧德爾（Jenny Odell）在2019年的《如何無所事事》里提出了類似的重新校準方向的主張。美國文化與詹姆斯式的注意力模型已拉開了相當遠的距離——早已不再是獨尊選擇，以至于我們所用的詞匯本身就可能有誤導性。奧德爾提出，注意力已經與那些將業余愛好重塑為“生產性休閑活動”（productive leisure）的同一批機構綁在了一起，其重視私人時間的理由，不過是它到頭來有經濟上的價值。核心問題不僅在于互聯網，相反，她故事里的罪惡源頭“乃是商業性社交媒體的侵略性邏輯及其企圖將我們困在一種有利可圖的焦慮、妒忌與分心狀態當中的財務動機”。

類似地，奧德爾并不反對一般而論的分心這一范疇。兼有藝術家與作家身份的她在新書中費了許多筆墨，對神游（wandering minds）的價值大加推崇。那說到底是創造力與好奇心之源。但允許自己有分心的可能與被迫分心也顯然不是一回事。在奧德爾的分析中，無所事事并不意味著毫無行動，它是一種矯正的行動。它試圖讓原本自由的時間重獲自由，難點在于如何用心地神游。

《如何無所事事》的論證呼應了網上的一些較新的提法：標題黨（clickbait）、陰暗刷屏（doomscrolling，指將過多的屏幕時間用于吸收負面新聞的行為）及一些類似的術語，都承認注意力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斗爭。如吳修銘（Tim Wu）在《注意力經濟》當中所指出的，注意力確實是我們的，但也是他們的——是一種試圖讓我們的心靈物盡其用的大企業競相爭奪的商品。吳修銘的批判對象是Facebook、谷歌以及其它許多將人類化約為一群“眼球”并將心靈視為一種可開發資源的企業。他以反面烏托邦的口吻指出，數字領域的企業家們紛紛參與了他所稱的“注意力收割”——攫取人們的時間與關切來謀取利潤。

吳修銘推出《注意力經濟》是在2016年（指英文原版）。與此同時，它也贏得了一本書所能期望的最佳獎賞：自那時以來，它變得更切中時弊了。和奧德爾一樣，吳修銘的終極主題是抵抗。他提到，分心往往有利于增強企業家的力量并削弱所有其他人。如果人們不想看他們的臉色來生活，就此他寫道，“我們就必須首先承認注意力的珍貴，不要像我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廉價地或不假思索地放棄它。其次，我們還必須采取個人或集體的行動，讓我們的注意力再次成為我們自己的，從而重奪生活體驗的所有權。”

有關注意力的討論遲早會趨向于白熱化：我們正以此種方式消磨時光，而我們本該以另一種方式來度過。這樣做是輕浮的；那樣做就充滿了意義。不過，這些書里的有益元素之一，就是它們將最終的定義權還給了個人。雖然它們在表述上要復雜一些，但仍舊響應了詹姆斯的注意力理論。吳修銘的訴求是還一個人自己的時間以尊嚴；奧德爾則反復使用“人道的”（humane）這個詞。你有你的星光，我也有我的。二者是不同的，二者也理應不同。

然而，在這些框架當中，注意力也有政治性。總的來看，注意力是一種集體性的善，分心的民主也就是危在旦夕的民主。前述的作者對集體之我們（the collective we）的運用，都遵循自由派路線，選擇的意義不在于簡單粗暴地把共同性強加給一個業已碎片化的世界，而在于承認這個簡單的事實：在這個大家共享的政治體以及星球上，我們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星光盡管是個人化的，但也可以是社會的。從公共的角度考慮，一種共同命運感也許能將我們的注意力引導到一些古往今來都不失其緊迫性的問題上：我們想生活在哪種國家？我們想要成為什么樣的人？

在本周早些時候的國情咨文演講里，拜登總統呼吁國會對那些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服役期間曾接觸過有毒物質的軍人伸出援手。拜登的兒子博就是一名老兵，2015年因癌癥去世。當拜登談及疾病將使士兵躺進“由國旗覆蓋的棺材”，科羅拉多州眾議員勞倫·波伯特（Lauren Boebert）終于坐不住了。

 “是你把他們送進去的。整整十三個人！”她怒吼道，這里似乎指的是去年在阿富汗死去的士兵。

那一晚拜登被打斷了不止一次。波伯特與佐治亞州眾議員馬喬里·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總統演說期間多次試圖吸引他的注意。在幕僚團隊進入會場時，兩人有意背對他們，以展示波伯特披肩上的口號：“鉆，寶貝，再鉆一鉆（Drill Baby Drill，2008年由共和黨籍的馬里蘭州副州長邁克爾·斯蒂勒提出，主張以加強鉆探來應對能源危機——譯注）在拜登談到移民時，她們又開始嗆聲：“建——墻（Build-the-wall）。”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兩人在剩下的演說時間里不是報以嘲笑就是在推特上直播自己如何對他人發散惡意。“這里有另一種對抗通脹的辦法，”波伯特一度發推稱，“辭職。”

整件事有一種“套娃”的性質：立法者之所以能升到現在這個位置，部分就源于其公開制造事端的能力，而今這兩人又故伎重演。此后的一系列動向同樣是我們可以預見到的。南希·佩洛西譴責了她們的行為（她們應該“閉嘴”，她說），接著人們又開始寫一堆描述佩洛西如何提出譴責的文章，如此這般忙活一陣，到頭來又基本沒有什么意義，只是讓勞倫·波伯特和馬喬里·泰勒·格林撈到了政治利益。邊緣化的觀點以往尚且呆在它們應該呆的地方，即被邊緣化，如今那些陰謀論支持者和狹隘偏執的人有了登臺亮相的時間——我們的時間自然也得跟著賠進去——原因恰在于這些人的錯誤可以瘋狂賺取點擊率。

注意力的悖論是，在任何時候，關注都很可能變得不再值當。說到底，注意力太自我中心了（navel-gazy），總有許多其它的事情——更具體、更緊迫以及顯然更有價值的事——要求人們的聚焦。不過，從來就沒有思考注意力的恰當時機這回事，恰好表明我們為什么應該思考它——就在當下，而且十萬火急。氣候變遷迫在眉睫，人民的權利正面臨威脅，說謊者仍在妖言惑眾，假消息加劇了混亂……這一切和所有分散的真相一道，激烈地爭奪著我們的注意力。干擾的量級只會增加，就像波伯特和格林的嘩眾取寵一樣，它們威脅要淹沒一切其它事物。“民主黨人無關緊要，”以制造各種噪音而聞名的史蒂夫·班農在2018年時曾有此語，“真正的對手是媒體。對付他們的辦法就是用狗屎淹沒整個地區。”

這一策略奏效了。注意力具有零和性質，這讓干擾成了一件強有力的武器。注意力危機的時代同時也是“紙上恐怖主義”（paper terrorism）興起的時代，它以官僚化的文牘主義來淹沒人們的視野。在這個時代，最高法院對人們生活中最私密的領域施加有拘束力的判決的方式，不是走標準流程，也無關一切令人生厭的審查，而是通過所謂的影子訴訟（shadow docket）。一些活動家聲稱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在大筆一揮之間就取消人們來之不易的投票權，部分原因就在于許多本來會對倒退表示震驚的人根本察覺不到這一切的發生。“坦白講，根本就沒人關注過，”一名活動家說，“連我的團隊都面面相覷，‘不會這么簡單就辦到了吧。’”

話雖如此，當人們不加關注，事情就的確會演變成這樣。研究民主及其不滿者的偉大學者漢娜·阿倫特觀察到，宣傳就好比一股永不散去的迷霧，它可以讓人們變得倦怠和悲觀，以至于從一開始就不想費力去區分事實與虛構：一切皆有可能，沒有什么是真的。她的洞見包含著這樣的推論：平淡無奇的舊消息同樣會導致疲勞。為對抗這一傾向，一些書籍呼吁要重新聚焦注意力本身。它們推薦了一種特殊形式的正念——一種遠離喧囂的集體凝視，重新審視政治體，尋求洞見乃至于智慧。

我們面臨的許多危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或者輕而易舉地就被克服，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消除它們。但解決它們的第一步是承認其緊迫性。其次則是不受打擾地聚焦于它們，給予它們應有的關注。如果我們有心去尋找的話，星光就在那里。人會移動，但星座不會。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聚焦重要之事的辦法，那我們也許就不必再這樣向后代認錯：我們并非有意要縱容這一切發生，但我們還是疏忽大意了。

（翻譯：林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