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中國早早地把蠻族入侵轉化為正統中國史的一部分，但歐洲的歷史敘述卻在強調蠻族入侵的歷史，這背后有什么原因？在日前舉辦的《民族的神話》新書沙龍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羅新和《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譯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光等人就民族主義史學問題進行了探討。

在《民族的神話》一書中，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西方中世紀史學教授、中世紀史學家帕特里克·格里考證了古典晚期和中世紀早期歐洲的族群演化，并闡述了民族主義史學在1800-1900年形成的過程及其產生的災難性影響。

在活動現場，羅新談到了他與格里的交往。2014年擔任普林斯頓高研院的駐訪研究員期間，他接觸了很多“大人物”，但“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他”，羅新回憶道，“當時我已經五十來歲了，其實有自己的專長了，可是我覺得突然一下子變得像一個學生一樣，非常虛心地讀他的作品。”

在學校里，羅新在做的教學與研究專注于中國早期中世紀史的北方民族部分，即內亞人群如何進入中國成為征服者，再從征服者變為統治者，建立王朝，成為中國后來所謂的正統王朝之一、中國正史書寫的對象、中國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所謂的“蠻族入侵”已被轉化為正統中國史的一部分，掩蓋了蠻族入侵者的身份，可是歐洲的歷史敘述則相反，會強化入侵者和外援的那一面。

在同樣的歷史背景下，其實歐洲和中國發生的事情差不多，但最后形成的歷史論述差別卻很大。在這種情況下，羅新不得不開始讀歐洲中世紀早期的歷史，意識到這“不是史實上的差異，而是歷史論述的差異”。這種差異反映了不同統治、不同文化的需要，反映了不同現實的需要。羅新曾在格里論文集《歷史、記憶與書寫》的序言中談到，《民族的神話》對自己反思民族史和民族主義問題幫助很大，甚至在自己閱讀所有的著作中，受到最大影響的就是《民族的神話》。

他談到，從寫作出發點來說，格里沒有把這本書當做一個專業著作來寫，而是為了現實寫的。格里看到，類似于“誰是德國人？外來移民可以成為德國人嗎？還是說，德國人的身份是一個關于血統和種族的問題？”之類的問題曾經被提出，并引發了可怕的后果。冷戰結束后，歐洲民族主義思潮和政治實踐返潮，格里也做出了歷史學的回應。人們可以發現，即使是在今天，關于歐洲史和歐洲現實的論述，例如移民問題、宗教問題等，依據也都源于中世紀的民族大遷徙時期。而《民族的神話》探討的正是這些論述所依據的歷史是什么樣的歷史——格里認為，人們的依據其實并非歷史，而是神話，是關于民族的神話。

楊光談到，一戰前，法國和德國之間曾經爆發過關于民族主義的大討論。在歷史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長期以來都是法國和德國競爭的焦點。這塊地區說的是接近于德語的阿爾薩斯語，語言非常接近于現在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語言和瑞士的德語，但這里在歷史上沒有被來自柏林的普魯士統治過，卻在普法戰爭中被強硬劃歸給了德國，阿爾薩斯為此曾經做出過堅決的抵抗。語言文化和政治認同的極度割裂，促進了人們對民族主義的討論。法國學者歐內斯特·勒南在《民族是什么》里說，世界范圍內有兩種民族，一種是像法國這樣的民族，基于對共同政治理念的認同形成；還有一種是德國這樣的民族，不是基于政治理念，而是基于文化、語言，基于一種身上固有的特質。勒南借由這種分類批評了德國。

在《民族的神話》一書中，格里也不認為一定要讓有著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的人們作為一種民族統一于一個國家。楊光說，曾經有人畫過這樣一幅地圖，如果把巴爾干國家所有民族自稱擁有的領土全部相加，“恐怕五個巴爾干半島都不夠”，因為大家彼此之間有很多重合的部分。

羅新不認同勒南對德國進行的批判。在他眼中，所有民族本質上都是一種政治構造，在構造出來之后，卻要讓人們相信大家是基于共同文化和歷史、基于共同的經濟生產方式、基于相互的情感而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人群——這也是他閱讀霍布斯鮑姆《傳統的發明》時感受到的“當頭一棒”。羅新意識到，“歷史事實都是陳述出來的。”也就是說，我們認為是文化傳統的東西、認為是歷史的那一部分，其實都是后人“造”出來后，再由后人加以“確認”形成的，“造出來的時候有造出來的理由，確認的時候有確認的理由，而這些理由都是有非常現實的需要。”

楊光也談到了史實和歷史敘述之間的關系。他學習的是法國近代史，難免觸及19世紀和20世紀的人、當下學院派如何看待歷史，以及生活中流行的歷史觀。他看到，在中世紀晚期，圣女貞德的歷史事跡其實已經非常模糊，但她被教會塑造為虔誠和奇跡的象征；又因為她作為平民少女拯救了法蘭西，所以被共和派說成是平民的象征；又被極右翼拿來說成為法國人驅逐外國占領的英雄。近十年是法國極右翼崛起的十年，從1978年到2019年，每一年在圣女貞德被英軍處死的那一天，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人瑪麗娜·勒龐和她的父親都要到盧浮宮旁邊的圣女貞德像前舉辦重大活動，呼喊“貞德回來吧”。因此他也認為，我們接觸的可能不是歷史本身，而是當時的人敘述的歷史。

在《歷史、記憶與書寫》的序言中，羅新寫道，歷史學家的學術成果和社會大眾的歷史知識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鴻溝，后者總是傾向于接受并滋育歷史神話。在這個問題上，格里曾經指出：“當職業歷史學家抱怨自己講的沒人聽時，多數情況下其實應該怪我們自己。”他認為歷史學者可以成為更好的溝通者。羅新在活動現場談到，他過去覺得自己是個學者，但是他發現格里很愿意面向公眾，并認為自己并不是去做科普、向公眾宣教的，而是通過這種方法來檢驗自己的思考是否成立、自己的認識是否經得起考驗的。“從學術語言轉化為人們說的正常的語言的時候，正是你的學術研究受到考驗的時刻，”羅新說，有時候“糊弄自己的那套東西，到轉換的時候卻糊弄不了別人”。因此，從2014年開始，他也學習格里，開始進行面向公眾的寫作和活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