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破碎的生活：普通德國人經歷的20世紀》一書中，普通人的回憶為我們展現了私人生活如何同邪惡體制共謀，又如何最終被其反噬與傾軋的。在對作者康拉德·H·雅勞施的專訪中，他也分析了個人遭遇與歷史敘事之間的關系。
用戶和互聯網APP之間的關系，正如賭徒和賭博業之間的關系，往往是嚴重的“不對稱合謀”，賭徒和用戶追求忘卻煩惱的“迷境”，賭博業和互聯網追求的是最大化金錢和使用時間收益。
可樂成為以物易物的硬通貨，“非必需品”或許可以幫助我們找回心理平衡。可樂之外，人們還需要囤更多的東西維系習以為常的現代生活。
德國學者在一百年前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認為亞當·斯密兩部著作的基本觀點是不兼容的，甚至是相互對立的，由此否定英美主流經濟學對于斯密經濟學的認知和推崇。
竹內好曾經慨嘆過，日本的社會科學與文學沒有找到共同語言，這影響了思想運動的涵蓋面，削弱了思想立足于國民生活的可能性。他一生正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斷推進著這種促使社會科學與文學結合的“共同語言”的形成。
要解開關于《貝爾法斯特》的困惑，我們必須回到上個世紀60年代，深入了解愛爾蘭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經濟困境、宗教沖突、移民潮……
在談及哈佛女孩劉亦婷和谷愛凌等事例時，桑德爾認為崇拜個人成功故事的危險在于，它們會分散我們的注意力，讓我們不再關注如何為更廣泛的社會公正創造條件。
缺乏預期或者陷入重復讓我們感覺虛無，而在認清虛無之后，仍要好好建設人生，回到具體的行動之中，以工作與愛與之抗衡。
埃里克·方納關注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關注美國激進主義傳統如何推動了自由的實現，確實符合新史學潮流。但與“新美國史”的碎片化、去政治化傾向不同，他的研究始終有宏觀視野和政治性特征。
自我認知不像照鏡子化妝那么輕松愉快，可能是撕心裂肺的、自我鞭撻的。在陳嘉映的新作《感知·理知·自我認知》和特里林的《誠與真》中，我們都能發現，認識自我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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