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林子人

編輯 | 黃月

當地時間6月24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推翻了“羅訴韋德案”，將墮胎的合法性問題交由各聯邦州決定。這一裁決顛覆了近50年前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先例——1973年“羅訴韋德案”裁定，女性的墮胎權受憲法保護——預計將嚴重挑戰美國女性的生殖自主權。今年4月，古特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估計，最終可能有26個州嚴格限制墮胎（其中13個州有“觸發法”，即一旦“羅訴韋德案”被推翻將立即制定法律取消墮胎權），將波及3600萬育齡女性。

在當代美國，沒有任何一種別的醫療程序像墮胎這樣被立法。對于墮胎反對者來說，它不僅是一種醫療程序，和做結腸檢查或拔牙的性質完全不同，它是獨一無二的。墮胎問題被高度政治化且充滿了道德或宗教情感，但并非向來如此——它源自1970年代末共和黨拉攏宗教選民的選舉策略。無論如何，近半個世紀過去，把墮胎問題放到黨派斗爭的中心被證明是一個極其高明有效的策略，它的成功之處，是用墮胎問題喚起了基督教福音派選民的強烈情感和道德焦慮。

如果要理解這之間的邏輯通路，我們恐怕需要回顧神話傳說、宗教典籍和其他流傳下來的書面與口頭傳統，看墮胎權為何總能觸及許多人的敏感神經，為何身為懷孕行為的實施者及其后果的承擔者，女人卻往往不被認為能在墮胎問題上做出明智的判斷。

人類學家弗朗索瓦·艾希提耶（Fran?oise Héritier）注意到，在世界各地的各種文化中，權力都曾經（而且往往依舊）建立在對女性生育力的管理之上，這種權力是父權制社會的重要（如果不是唯一）基石。荷蘭萊頓大學教授米尼克·希珀（Mineke Schipper）直言不諱地談到，男尊女卑的性別秩序從遠古時代起就已建立，盡管這一秩序看似堅不可摧，但男性其實一直隱隱懷有失去權力的恐懼。“對‘任性而無法控制’的女性身體部位滔滔不絕的評論，即男性恐懼失去權力的表現。”她分析認為，“男人需要依靠女人的生育獲得子嗣”這一無可辯駁的事實，從人類社會早期開始就給兩性關系造成了困擾。確切而言，它給男性帶來了一種巨大的不公平感，使他們強烈地渴望被補償——“他們需要權力，渴望控制女性的繁殖能力，并禁止女性進入某些重要領域。”

從這個角度而言，雖然女性存在“陰莖嫉妒”是一個經典的心理學理論（拜弗洛伊德所賜），但根據精神分析社會學奠基人之一埃里希·弗羅姆（Erich Fromm）在《被遺忘的語言》中提出的觀點：

“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假設，在父權統治尚未建立前，許多男性心中都有一種‘懷孕嫉妒’，這一點即使在今日也可找到許多實例。為了打敗母親，男性必須證明他并不低下無能，他也有生產的天賦。由于他無法憑借子宮生產，他就必須以另一方法生產；他以嘴巴、語言、思想來生產、創造。”

希珀長期研究史詩和創世神話，她在《樂園之丘：權力誕生與被剝奪的歷史》一書中指出神話在構建父權制社會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神話為人類的生存發展奠定了基礎，并且世代相傳。這是因為，只要人們相信屬于他們自己的故事，故事所描繪的秩序就會在人類社會中延續下去。全球各地的起源和創世神話往往涉及兩個關鍵問題，一是女神和男神各自扮演的角色；二是世界上第一個男人相比第一個女人的優勢。神話，因此是將兩性關系的天平向男性傾斜的重要推手。

男性對女性的嫉妒除了生育能力以外，還有另外一個物質基礎。有學者研究認為，最早出現的農業活動是女性的發明，通過在家附近播種，她們能夠比從事狩獵活動的男性更穩定地收獲食物。隨著女性越來越有能力承擔食物供給中的較大份額，她們的威望也在提升，導致“落入下風”的男性產生怨恨心理。但后來男性發明了犁并成功馴化了牛和其他動物幫助人類耕地，使得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貢獻趨于平衡。隨著男性發明的耕作農業生產率超過女性發明的傳統農業，食物開始有結余，人口得以繁衍，村莊與城市開始出現，男性的社會主導權與自信心也不斷提升。

這也反映在創始神話的演變之中。希珀發現，世界各地最早的創世神話中出現的往往是無需男性介入、可以自主創造和誕育生命的（大地）女神。但這一形象逐漸過渡到一種性合作的形式，即在大地能夠孕育任何事物之前，天空必須先撒下他富有生命力的種子。最后，能夠獨自孕育的大地女神逐漸消失，創造生命變成了她的配偶神或者干脆是一位可以獨立創造的男性天神的職責。

希珀指出，在世界三大一神教（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唯一的、永恒的、萬能的、至高無上的神，都被呈現為一個男性。《圣經》是第一部沒有女性神，也沒有神的女性配偶或戀人的宗教典籍。雖然神學家通常否認上帝有性別，但在信徒的印象中——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由文字和視覺材料形成——上帝“顯然是位男性，是父權制家長的投影”。

同樣，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男性的生育貢獻被不成比例地放大。男性無法自己生育后代，導致“將子宮作為男性精子的被動儲存庫”這一解釋的出現，在這三大一神教中，我們都能找到相關神學表述。在伊斯蘭教的觀念中，男性是誕育生命的主要貢獻者，他們體現了“神的難以琢磨、難以描述的制造生命的努力”；女性的身體則是一個被動的、依附性的容器，被男人控制和主宰。基督教傳統對亞當與夏娃的描述也呈現出了這一邏輯，從11世紀中期開始，歐洲基督教藝術中甚至出現了一個新的趨勢，將創造夏娃的過程描繪為亞當的“生育”行為：夏娃從沉睡的亞當身體右側跳出，并虔誠地高舉雙手；上帝被描繪為一個有胡子的男性，作為嫻熟的助產士用左手把夏娃從亞當的身體中拉出來，同時右手做出賜福的手勢。12-16世紀，亞當“生育”的形象成為了一個非常流行的視覺主題，夏娃從亞當身側或腹股溝出現，身側和腹股溝是男性生殖器的隱喻。這些圖像向信徒無聲地傳達著一個信息：男人的存在與意志先于女人，女人是他的附屬品。

由此，創始神話在夸大男性貢獻的同時鞏固了父權社會的意識形態基礎。但我們不應忽視，這些神話故事的底色是男性的憂懼——對自身多余的恐懼，以及對（不受控的）女性力量的恐懼。希珀指出，“出于對無法控制的女人的性權利和生育能力的恐懼，男性對子宮的控制被廣泛呈現為一種絕對的必要。”控制生育特權的手段包括在任何可能的情境下貶低女性、警告女性所擁有的破壞性力量，以及強調兩性差異以維持性別等級秩序。

提防與控制女性創造（生育）力量的一個更加深遠的影響，是男性為維護自身優越感和“創造”的權力，將女性從公共領域中排除出去。“女性能在‘生育上領先’，就激勵男性要在很多別的領域，如經濟、政治、科學、文學、藝術等方面超越她們，”希珀寫道，“自古以來，女性就被排除在這些領域之外。造成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歷來有很多關于男人的‘迷思’使這一思想得以持續地固化。”而今，美國女性生殖自主權的大幅度倒退很大程度上也延續了父權社會歷史上的一貫走勢——Netflix紀錄片《推翻羅訴韋德案》（Reversing Roe）拍攝記錄了多場美國保守州州議會上關于反墮胎法案的辯論，我們看到，一次又一次地，女性議員或義憤填膺或聲淚俱下地控訴禁止墮胎將給女性帶來的痛苦與傷害，但男性議員對此無動于衷，墮胎禁令以高票通過。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今日美國圍繞墮胎權進行的斗爭并不是“性別之爭”，民調顯示美國男性和女性支持墮胎合法化的比例均過半且接近，宗教和黨派才是決定人們立場的最重要因素。上文的分析揭示的是黨派政治在吸收宗教右翼的力量時，一種曠日持久的、針對女性的道德焦慮是如何在其中發揮作用的。法律詮釋者于是以“傳統的名義”，宣布女性沒有墮胎的權利，正如今年5月泄漏的“多布斯訴杰克遜女性健康組織案”判決意見草稿中所顯示的，大法官阿利托認為，法官需要考察墮胎權是否“深深扎根于我們的歷史傳統中”，以及該權利是否是保證“美國有序自由體系之必需”。在阿利托看來，從13世紀普通法判例到1973年，禁止墮胎的傳統從未中斷過，墮胎因此不僅不是第十四條修正案要保護的自由，而應當是需要被懲罰的罪行。但我們必須質疑的是：傳統的，就是正確的嗎？

對于相信平等、自由等現代價值的美國人來說，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是當下美國自由主義深陷困境的又一證明。自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以來，許多美國左翼知識分子都在反思自由主義的節節敗退何以至此，其中哥倫比亞大學人文學科教授馬克·里拉（Mark Lilla）的觀點值得關注。里拉認為，從越戰時期的新左派運動開始，美國左翼沉迷身份政治，其斗爭焦點也從尋找不同群體之間的共性轉向強調各個群體的特性。它導致的結果是自由派開始習慣把每個議題都當作不可侵犯的權利議題，不為談判留下任何余地，并把反對者視為不道德的怪物而非具有不同觀點的公民同胞。于是自由派不再有耐心去理解不同人群的立場，調和分歧，建立共識，而自由主義本身也距離普羅大眾越來越遠。

里拉提醒我們，自由派保護女性、少數族裔、性少數等弱勢群體的主張當然是正當合理的，但在民主制社會中，“有意義地捍衛他們的唯一方式，不是空洞的承認和‘歌頌’姿態，而是贏得選舉，并在各級政府中長期掌握權力。要做到這一點，唯一的方法是要有一個盡可能吸引更多人，并讓他們齊心協力的理念口號。”自由派并非做不到這一點——就墮胎權而言，已經有越來越多的男人和女人相信父權主義傳統價值觀在當今社會已不合時宜——但里拉指出，難點在于如何讓人們相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在某些情況下已經被侵犯了，需要糾正這一錯誤。“大多數人不會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除非他們感受到（即便以抽象的方式感受到），承受這種痛苦的人可能是我或者我身邊的人。”

在里拉看來，身份自由主義是沒有未來的，這條路徑只會讓社會進一步原子化和以鄰為壑。要抵抗保守主義帶來的破壞性力量，唯有一個方法：重新建立公民共識，強調公民彼此之間享有的權利和必須履行的義務。從最高法院的判決書來看——執筆人大法官托馬斯宣布，將以推翻“羅訴韋德案”的邏輯接著推翻避孕產品使用權、同性性行為權和同性婚姻權（In future cases, we should reconsider all of this Court’s substantive due process precedents, including Griswold, Lawrence, and Obergefell）——留給自由主義者的時間不多了。

參考資料：

【荷】米尼克·希珀.《樂園之丘：權力誕生于被剝奪的歷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2.

【美】馬克·里拉.《分裂的美國》.上海人民出版社.

《推翻“羅伊訴韋德案”：從大法官阿利托的判詞說起》，新京報書評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fGkfd1m9rAcRDNUGO0kc6w

《從美國推出最嚴墮胎法案談起：宗教為何加劇了美國政治分裂？》，界面文化

http://www.cfztjj.com/article/316414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