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潘文捷

編輯 | 黃月

如何創作面向公眾的歷史讀物呢？在信息發達的今天，專業歷史研究者和歷史愛好者能夠接觸到的材料很多時候并無差別，一些愛好者對歷史細節的掌握甚至更為精通。那么，兩者之間的差別究竟在哪里？

日前，在第一屆文景歷史寫作研習營上，文景歷史寫作獎首獎得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周思成分享了他在這一方面的心得。周思成談到，不同的作者關注的時代不一樣、面對的史料不一樣，寫作歷史的風格、筆調和思考也不一樣。有人寫微觀史，有人書寫的歷史跨越三千年，有人在書齋里孜孜以求，有人則愿意創作游記……寫作歷史并沒有一種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想方式。

但這并不意味著大眾史學的創作沒有任何標準。在活動現場，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蔡偉杰就認為，大眾史學也要秉持“專業寫作的標準，只是表述方式不同”。最重要的要求之一是清晰，面對大眾寫作時，不用一般人不了解的術語，但“根本上的東西是一樣的”。周思成則看到，過去非歷史研究者創作出了一些“通俗”的歷史讀物，但在他看來，未來大眾歷史寫作的趨勢是經過歷史學方面訓練的作者抱著學術寫作的態度進行創作。

在此基礎上，他認為，最好能夠不再重寫前人已經寫過的東西，而是寫出新的內容或者從新視角看待事物，這一點他稱為“識”?！洞蠛怪涸鞣ト毡拘∈贰分v述的是蒙古鐵騎與日本武士的兩次歷史交鋒。關于這個題材，日本已經有過很多研究和著述，然而從元朝視角和中國史視角出發的寫作會有很大不同，而他的描寫蒙古滅金的著作《隳三都：蒙古滅金圍城史》本身就是很少有人寫的選題。除了選題求新、填補“空白”以外，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員姜成洋也認為，歷史寫作還可以探討人類永恒的話題，用各種方式直面人性善惡、國家興衰等。

傳統上歷史寫作注重考據的功夫，但是周思成認為，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要更加注意對細節的提煉、把控和展現，這一點他稱為“學”。他以美國歷史學家巴巴拉·塔奇曼作品中的一事為例：當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重新開張，《時代周刊》記者注意到，《時代周刊》記者注意到，聚會用到了80個箱子，里面裝著960瓶酒，可以裝滿7680個3盎司的酒杯，這些細節讓聚會立刻生動了起來。另一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細節是《資治通鑒·梁紀十七》中深受太子信任的詩人庾信的表現：

“太子以……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信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于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

周思成解釋說，幾十年沒打過仗的梁朝文人根本不知道戰場究竟什么樣，庾信啃著甘蔗視察軍情，一支箭飛來，嚇得他手里的甘蔗都掉了，人也轉身就跑。這樣小小的細節就反映出了梁朝“不中用”的特質。

他認為，面對較為豐富的明清及近現代的史料，寫作者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剔除冗余的細節，經濟地使用那些最能反映問題的史料。周思成以自己的作品《隳三都》為例，講述了使用史料的兩種情況：一種是用來營造現場感和時代氛圍，把讀者引入場景之中；還有一種是顯示出進一步線索的史料，為下文埋下伏筆等。

不過，挑選細節絕非易事。談到為何新聞記者、小說家等創作的歷史作品無法與歷史學家的寫作相媲美時，他說，兩者之間的關鍵不同在于“對時代的整體感覺”，這種整體感覺是作者了解到一個時代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等領域之后才擁有的，需要時間磨合，也正是這種分寸感決定了一位作者如何運用細節。

關于歷史寫作應使用怎樣的文筆，周思成認可的是Justin U.Smith在《論作史之藝術》中提出的“文筆與題目相稱”，他稱其為“才”。歷史寫作者創作不同題材時，面對的是不一樣的史料，正如一位廚師要還原食材本身真正的味道一樣，歷史寫作者應該做的是“還原史料本身給你的感覺”。他在寫作《大汗之怒》時，不論是閱讀日本史料還是元朝史料，都感到了一種黑色幽默，自己在寫作時也竭力使用了這種諷刺感；而《隳三都：蒙古滅金圍城史》的史料給人一種蒼涼的悲劇之感，他則盡量把自己閱讀史料的這一感受傳達給了中文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