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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發明以前,國人不知何為休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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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發明以前,國人不知何為休閑

休閑與文明緊密相關的觀念促進了中國本土公園的出現。

公園綠道(圖片來源:圖蟲)

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許多公園成了游客目的地。對于公園,人們已經太過熟悉,不管是郊野公園,還是迪士尼或者環球影城主題樂園,都是人們休閑娛樂、放松心情的地方。

在公園發明之前,國人不知何為休閑。在《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一書中,通過追溯中國近代公園歷史,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崢發現,公園的出現本身就與新的游憩方式、新的文明市民形象相關。

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中就注意到了西方人勞逸結合的工作方式,“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復日則休息”,因此具有一種“方新之氣”。而中國人總是在工作,缺少一些內在自發的精神,工作得太久會讓國人缺少崇高目的,精神不振、效率低下。所謂“高尚目的”,指的是衣食住之外的更大目的,眼下安富尊榮之外的更大目的。有了高尚目的,人們才能繼續進步,否則就會僅僅為自身的利益、當下的得失糾結停滯,“故其營營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現在,”梁啟超說。

梁啟超的這一觀察,在20世紀之交來到中國訪問的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筆下也得到了印證。他贊美中國人不知什么是休息,總是很樂觀,中國人力有著驚人的力量,卻好像毫無喜好和思想。戈德曼寫道,“誰給他工作他就對誰好,他們賺得很少,但需要的比賺的更少,人們不明白的是,他們為何努力使自己變得苦不堪言。”

休閑與文明緊密相關的觀念促進了中國本土公園的出現。在此之前,1868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已經修建了上海的公家花園,也即外灘公園,此后工部局又興建了虹口公園、兆豐公園、昆山公園等十五座公園,可是這些公園早期都將華人排斥在外。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禁令在國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事實上,這條禁令據考證從未公開掛牌)。

《公園北京》
林崢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2-10

1906年晚清士大夫奉旨出差歸來,上折奏陳歐美各國“導民善法”,其中便提到,海外都會的繁盛之處定有“優游休息之地”:

“稍得閑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繼乃知其專為導民而設,無不具有深心。”

士大夫倡導的效仿歐美的“導民善法”得到了落實,中國最早的公園是1907年清政府修建的萬牲園,內設動物園、植物園、茶座、餐廳、照相館等,動物分欄蓄養,籠外掛牌標識動物的產地和習性,展出的動物包括美洲銀獅、非洲獅、印度蟒蛇、美國鱷魚等等。開設公園的目的包括啟發民智、教化生活,“共優游于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因此游客在公共空間游覽時需要遵守一定的章程,比如不許袒胸露背、大聲疾呼和斗毆尋事等,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對文明市民的想象。

公園與文明休閑相關日益深入人心。1914年民國政府為開辦中央公園(即社稷壇)所撰的《市政通告》材料里稱:

“所以各國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為休息的定期;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兩處公園,為休息的定所。以此來活潑精神,操練身體。我們中國人,從前不得這個訣竅,把藏休息游四個字,丟在一邊……”

公告也強調公園與傳統私家園林不同,是專門面向普通人的,“(過去)若是普通人連衣食都顧不上,豈還能講究什么蓋花園子?”對于普通人開放的公園,能夠活躍精神、強健身體,“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

林崢也研究公園歷史時意識到,雖其設立是為向普通民眾開放,但游覽費用已經限制了消費階層。從萬牲園開始,游覽費(包括門票、茶座、車轎、游船)便決定了公園實際上只面向中上層階級開放,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平民。

如今的北海公園(圖片來源:圖蟲)

美學家朱光潛曾調侃逛北海公園有壓力,買門票走程序已經夠麻煩了,人人還都衣裳楚楚、油頭滑面,若是胡子不刮、頭發不梳,鞋子臟兮兮就很不合適,還不如逛后門大街,那里盡是販夫走卒,可以隨便一點。更有意思的是,由北京前往上海的知識分子很少去上海的公園:魯迅在北京與周作人同住八道灣時,常與周作人或友人去中央公園喝茶,而搬去上海以后就很少去公園了。蕭紅回憶道:

“魯迅先生不游公園,住在上海十年,兆豐公園沒有進過。虹口公園這么近也沒有進過。……魯迅先生說: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著路種著點柳樹什么的,樹下擺著幾張長椅子,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

如果說公園令朱光潛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倍感壓力,那么普通人的休閑娛樂空間在哪里呢?在北京,與現代、文明、氣派的公園相對應的市民天地在城南,尤其是天橋。天橋為朱光潛筆下“販夫走卒”增添了許多生活樂趣,清代的天橋曾是士大夫流連的場所,到了民國,此處云集舊貨集市、戲園、書茶社、小吃雜耍的地攤,經過不斷地調整終于成為“下層平民樂園”。

1955年夏,北京天橋附近的克郎棋攤

天橋之于平民的樂趣,可以在老舍的《駱駝祥子》中窺見一二。祥子舍不得離開北平,天橋得算一半兒原因,這里熱鬧可愛,“說相聲的,耍狗熊的,變戲法的,數來寶的,唱秧歌的,說鼓書的,練把式的,都能給他一些真的快樂,使他開嘴大笑。”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也記錄過城南游藝園帶給她的快樂,不僅有電影院和劇場,還有旱冰場和臺球室,也設有投幣小游戲,像是測驗拉力、測字、算卦等等,融科學和迷信為一體。如果說中央公園、北海公園更加高尚優美,那么天橋和城南游藝園就更加新奇刺激,對平民階層頗具吸引力。 

未經正式授權嚴禁轉載本文,侵權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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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创出了独特的基于皇帝相貌开展的新型皇权政治,并对后世的肖像崇拜和肖像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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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園發明以前,國人不知何為休閑

休閑與文明緊密相關的觀念促進了中國本土公園的出現。

公園綠道(圖片來源:圖蟲)

界面新聞記者 | 董子琪

界面新聞編輯 | 黃月

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許多公園成了游客目的地。對于公園,人們已經太過熟悉,不管是郊野公園,還是迪士尼或者環球影城主題樂園,都是人們休閑娛樂、放松心情的地方。

在公園發明之前,國人不知何為休閑。在《公園北京:文化生產與文學想象》一書中,通過追溯中國近代公園歷史,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林崢發現,公園的出現本身就與新的游憩方式、新的文明市民形象相關。

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中就注意到了西方人勞逸結合的工作方式,“每日只操作八點鐘,每來復日則休息”,因此具有一種“方新之氣”。而中國人總是在工作,缺少一些內在自發的精神,工作得太久會讓國人缺少崇高目的,精神不振、效率低下。所謂“高尚目的”,指的是衣食住之外的更大目的,眼下安富尊榮之外的更大目的。有了高尚目的,人們才能繼續進步,否則就會僅僅為自身的利益、當下的得失糾結停滯,“故其營營者只在一身,其所孳孳者只在現在,”梁啟超說。

梁啟超的這一觀察,在20世紀之交來到中國訪問的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筆下也得到了印證。他贊美中國人不知什么是休息,總是很樂觀,中國人力有著驚人的力量,卻好像毫無喜好和思想。戈德曼寫道,“誰給他工作他就對誰好,他們賺得很少,但需要的比賺的更少,人們不明白的是,他們為何努力使自己變得苦不堪言。”

休閑與文明緊密相關的觀念促進了中國本土公園的出現。在此之前,1868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已經修建了上海的公家花園,也即外灘公園,此后工部局又興建了虹口公園、兆豐公園、昆山公園等十五座公園,可是這些公園早期都將華人排斥在外。外灘公園“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禁令在國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事實上,這條禁令據考證從未公開掛牌)。

《公園北京》
林崢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2-10

1906年晚清士大夫奉旨出差歸來,上折奏陳歐美各國“導民善法”,其中便提到,海外都會的繁盛之處定有“優游休息之地”:

“稍得閑暇,即往游觀,輒忘車馬之勞,足益見聞之陋……繼乃知其專為導民而設,無不具有深心。”

士大夫倡導的效仿歐美的“導民善法”得到了落實,中國最早的公園是1907年清政府修建的萬牲園,內設動物園、植物園、茶座、餐廳、照相館等,動物分欄蓄養,籠外掛牌標識動物的產地和習性,展出的動物包括美洲銀獅、非洲獅、印度蟒蛇、美國鱷魚等等。開設公園的目的包括啟發民智、教化生活,“共優游于文囿藝林之下,而得化民成俗之方”,因此游客在公共空間游覽時需要遵守一定的章程,比如不許袒胸露背、大聲疾呼和斗毆尋事等,一定程度上寄托了對文明市民的想象。

公園與文明休閑相關日益深入人心。1914年民國政府為開辦中央公園(即社稷壇)所撰的《市政通告》材料里稱:

“所以各國通例,每七天要休息一天,為休息的定期;每一市村,大小必有一兩處公園,為休息的定所。以此來活潑精神,操練身體。我們中國人,從前不得這個訣竅,把藏休息游四個字,丟在一邊……”

公告也強調公園與傳統私家園林不同,是專門面向普通人的,“(過去)若是普通人連衣食都顧不上,豈還能講究什么蓋花園子?”對于普通人開放的公園,能夠活躍精神、強健身體,“是市民衣食住之外,一件不可缺的要素。”

林崢也研究公園歷史時意識到,雖其設立是為向普通民眾開放,但游覽費用已經限制了消費階層。從萬牲園開始,游覽費(包括門票、茶座、車轎、游船)便決定了公園實際上只面向中上層階級開放,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平民。

如今的北海公園(圖片來源:圖蟲)

美學家朱光潛曾調侃逛北海公園有壓力,買門票走程序已經夠麻煩了,人人還都衣裳楚楚、油頭滑面,若是胡子不刮、頭發不梳,鞋子臟兮兮就很不合適,還不如逛后門大街,那里盡是販夫走卒,可以隨便一點。更有意思的是,由北京前往上海的知識分子很少去上海的公園:魯迅在北京與周作人同住八道灣時,常與周作人或友人去中央公園喝茶,而搬去上海以后就很少去公園了。蕭紅回憶道:

“魯迅先生不游公園,住在上海十年,兆豐公園沒有進過。虹口公園這么近也沒有進過。……魯迅先生說:公園的樣子我知道的……一進門分做兩條路,一條通左邊,一條通右邊,沿著路種著點柳樹什么的,樹下擺著幾張長椅子,再遠一點有個水池子。”

如果說公園令朱光潛這樣的知識分子都倍感壓力,那么普通人的休閑娛樂空間在哪里呢?在北京,與現代、文明、氣派的公園相對應的市民天地在城南,尤其是天橋。天橋為朱光潛筆下“販夫走卒”增添了許多生活樂趣,清代的天橋曾是士大夫流連的場所,到了民國,此處云集舊貨集市、戲園、書茶社、小吃雜耍的地攤,經過不斷地調整終于成為“下層平民樂園”。

1955年夏,北京天橋附近的克郎棋攤

天橋之于平民的樂趣,可以在老舍的《駱駝祥子》中窺見一二。祥子舍不得離開北平,天橋得算一半兒原因,這里熱鬧可愛,“說相聲的,耍狗熊的,變戲法的,數來寶的,唱秧歌的,說鼓書的,練把式的,都能給他一些真的快樂,使他開嘴大笑。”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也記錄過城南游藝園帶給她的快樂,不僅有電影院和劇場,還有旱冰場和臺球室,也設有投幣小游戲,像是測驗拉力、測字、算卦等等,融科學和迷信為一體。如果說中央公園、北海公園更加高尚優美,那么天橋和城南游藝園就更加新奇刺激,對平民階層頗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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