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
楊斌認為，鄭和下西洋不是去發現，而是利用了唐宋元時期就建立的海洋網絡，熟門熟路地抵達了印度洋世界。
在李開元看來，苦苦等待“永遠也不會出土的新文物”只是在回避問題，而“合理的推想是填補歷史記載空白的方法”。
“危險在于，當你處于困境之時——無論是經濟下行、大流行病還是自然災害——人性中的一個傾向是我們會環顧四周尋找替罪羊，聲稱一切都是他人的錯。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傾向。”
雖然大眾和公共在王笛筆下成了某種宏大力量的犧牲品，但其歷史寫作本身構成了對這種宏大力量的抵抗。
“新版紅綠燈”雖然是一場虛驚，但這也說明了紅綠燈這一我們習以為常的小小事物，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活中發揮了必不可少的作用。
在文景歷史寫作獎首獎得主、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周思成看來，未來大眾歷史寫作的趨勢是經過歷史學方面訓練的作者抱著學術寫作的態度進行創作。
圍繞《民族的神話：歐洲的中世紀起源》一書，兩位歷史學者就民族主義史學展開探討。
據許紀霖觀察，當下時代輿論中的諸多議題與論辯，其背后的結構都可以歸屬于文化與文明內在的撕裂與對抗。
埃里克·方納關注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關注美國激進主義傳統如何推動了自由的實現，確實符合新史學潮流。但與“新美國史”的碎片化、去政治化傾向不同，他的研究始終有宏觀視野和政治性特征。
無論是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還是印度文明，都有與西方不一樣的中古發展階段和形態——世界中古史亟待跳出西方中古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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